【编者按】：日前，北大校友工作办公室组织采写的图书《故乡的云》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采访了28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留学回国的优秀校友，深入挖掘了他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将北大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精神发扬光大。《故乡的云》是继《西部放歌》之后“北大博雅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本网将陆续编发本书文章，以飨读者。

在接到记者的请求之后，王强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红衬衫，牛仔裤，运动鞋，轻松随性的打扮让人倍感亲切。

在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当中，他无疑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如果说俞敏洪是整个新东方的维稳纽带，那他必然是牵动新东方向前冲刺的一匹马儿。坐在我们对面的他，性格幽默却又带着一份执拗，为人坦诚也伴随着一份和善，在过去那些往返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演讲中，他的经历无疑已经为很多人所了解，但在这次的采访过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结缘北大

1980年的内蒙古包头市，一个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录取通知书在这座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尽管北大西语系当年内蒙古的招生名额只有两个，幸运的女神还是降临在了包头，王强成为了20多年来走出的第一个北大学生。

在填报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王强的前两个志愿都填写了北大。在竞争如此强烈的当时，这种填报志愿的方式无疑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然而，怀着从小的梦想与坚定的信心的他在十几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全内蒙总成绩第一，外语单科第二的优异成绩被第一志愿——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录取。

谈起专业的选择，王强与英语还有着一段不解之缘。高中时期的王强可以说是里的“小作家”，除了几乎每一篇作文都被上下年纪传阅为范文，还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的报告文学，虽然没有能够发表，但洋洋几万字仍然在当时的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怀着对于中文的浓厚兴趣，拥有着全国最好的中文系的北大便成为了他一直奋斗的目标。然而，高中一位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想法，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位老师说：“王强，你完全具有中文自学能力，只是需要假以时日多多实践。所以如果要跨越其他中文系的学生，必学多掌握一门外语。”正是这句话改变了他的想法。为了仍然满足自己的汉语梦，为了跨越大部分的学生，为了多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也为了给自己未来的中文写作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他听取了老师的建议，加强了对于外语的重视。也因此，放弃了进入中文系的机会，选择的英语，后来又学习了法语，日语等更多的语种。

“当时北大是怎么样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看过正门的图片，是我从小向往的圣地。”正是这所对于王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北大开启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很少做梦的王强做了一个梦，几个人抬着一个大轿子，将他从北大最为著名的西门抬了进来。虽然梦境奇怪，但小小少年的兴奋之情却满含其中。、

北大，我的第二故乡

1980年的9月，背着简单的行囊，王强从包头来到了首都北京。“当走进北大的大门，我感觉我的人生和以前不同了”他说。北大或者说是北京为他提供的别样的文化与学术氛围使初入燕园的王强兴奋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也在心中许下承诺，这里的一草一木，每分每秒都要珍惜。

开完迎新会，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熟悉一下北大的校园，就直奔图书馆，天天起早贪黑，除了上课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读线装书，读英文书，当年藏书百万册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了他最珍贵的宝库。以至于过了半年时间，他才跟同班同学陆陆续续地熟络起来，并将校园的未名湖等景点转了一遍。

而这份兴奋的热乎劲可以说贯穿了他整整四年的本科时间。作为真正从小学到大学拥有完整学制教育的第一届学生中的一个，他对于自己在这个土壤里可能变成什么样的植物并不明了。然而，老三届勤奋成熟，校领导开放开明，北大焕发出的百废待兴的氛围为他创造了一片自由生长的土壤。

在这种氛围里，学术上，他刻苦读书。他认识到，北大所赋予他的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而这一切，只有用未来的成功来回馈。整整一个大学四年，他呆的最多的便是是北大的旧图书馆。每天早上从六点就排队占座。如果占不到图书馆的座位，就意味着他可能今天在图书馆阅览室都找不到一席之地。直到晚上的九点半到十点，才会离开。他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图书馆，满足着自己的求知欲，扩充着自己的眼界。虽然是英文系的学生，王强却读了很多线装书，甚至成为了当年整个英语系读中文线装书最多的人。一次暑假回包头，他用大旅行袋带了一兜的线装书，包含了中国古代画论，中国古代诗论等各个门类，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纳闷，心想这个英语系的学生为什么借那么多线装书呢。

而在这个涌现出海子，西川的北大时节，王强也倘佯于北大自由多元的环境之中。作为北大广播站的第一任站长和北大艺术团的第一任团长，他在诗社、艺术团，话剧队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有西语系一份叫做《缪斯》的翻译杂志。因为刊登了一篇海明威的小说，在思想未完全开放的时期面临着被中宣部封刊的危险。他们发动了学生们的自主投票和公决，怀着自由的思想与执着的信念保留下了这份刊物。当他成为北大戏剧舞台上最为成功的“朱赫来”，当他代表北大在首都汇演中取得一等奖，北大所给予他的“自立，创造力，敢想敢干，理性判断”已然深深地扎根于他的性格。

在自我充实，践行信念的过程中，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燕园中的这些大师们。朱光潜先生、季羡林先生、王力先生、施元冲先生、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等等，这些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用他们的学术上的严谨，为人的真诚与虚怀若谷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深深地影响着王强，让他终身获益。在这些老先生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的求知、求真、求实的态度深深映射在了他后来的读书与教书过程中。当时担任西语系的副主任李赋宁先生是他英文写作课的老师，在整整一学期的教学过程中，李先生从不早到也没有一次早退，只带四五根粉笔，不断地写板书，四块黑板，从左上角写起，等到五只粉笔写完了，恰好到了右下角，而这个时候，也几近下课。这种备课的精准所形成的一种近乎艺术的呈现令王强记忆犹新，更是成为了之后他为自己设立的标杆。而先生们课外平易近人，全无架子，乐于与学生交流，为学生解惑的为人也影响了他之后的为人，为学。

在他的本科四年生涯中，中国的历史也诞生了许多的转折。中国女排的三连冠，北大中文系“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国庆游行时的“小平您好”，在那个时代里，北大中充斥着这群青年关于诗人，哲学家，社会推动者。政治家，学者的梦想，而王强的学者梦也在这里缓缓起航。

1984年毕业之后，他留在北大，成为了英语专业的一名老师，并一呆就是六年。可以说北大成为了改变我生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土壤。十六年的学习与生活让北大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而命运永远不是设定好的，在担任北大老师的第六年，他的眼光投向了大洋彼岸。

彼岸，创造新的生活

1984~1990年，已经担任了六年英语系老师的王强有了新的想法，身处于泰斗级的老先生们当中，怎样与才能够以更世界级的学术水准和同学交流成为他一直思考的问题，而这样的目标一旦确定，出国就是在必须。终于在1990年，他带着卖掉冰箱得来的一两百美金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也直面了美国社会现实的残酷。

残酷的现实也让他必须作出抉择。 当时，王强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在美国至少要呆十年。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体悟与了解就像读书一样，如果不精读，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很难对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有深的体悟。那么即便再次回到这个讲台，也没有资格说我确实去了美国。因而，树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坎便是生存技能问题。在作出现实的考量之后，作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要生存下来，必须拥有一个在那里生存的硬性条件，就是一种生存技能。而他原本的优势英语或者说人文素养不是一种生存技能。他想到了改行，学一个能够找到工作能够生存的东西，然后在展现其他方面的梦想。

在做了一个简单的市场调研之后，王强发现当时美国最缺少人才的是IT财产，也是他最为不了解的领域。在北大的十年中，他没有学习过数学和计算机，但北大的十年却给了他另一个东西——勇气和想象力，而这些东西就一下用上了。他自信可以通过努力来接受一个陌生的东西。于是，他申请了纽约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学位。

经过45分钟的游说，计算机零起点的王强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但却在第二天领悟了什么叫做人间地狱。硕士按照美国的学制是两年。他却读了两年半。上第一门微积分课的时候就懵了，课程的内容他至今记得，“老师讲无限，我连有限都没有高清楚呢，怎么会知道无限。”但他不服输都花了半年时间补了本科计算机系和数学系的所有课程。再进入两年读研。就是这勤奋充实的两年半，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计算机的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前夕，通过三个小时的纯技术面试，进入了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研究所。

谈起这段经历，王强说“很大程度上是北大给了勇气和力量感激励着我向前了，因为总觉得要对得起北大两个字。毕竟我是从北大走的。而如果说是北大精神给予我力量，那么在北大的十年所锻炼出的思维，真正让我融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并取得的一定程度上的成就。”

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王强逐步驾轻就熟，并在1995年获得了部门成就奖。这一过程中他逐步爱上了计算机这个展示人类未来图景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任自己的想象力充分的驰骋。计算机模块化的操作对于他之后的模块化集团管理与非线性思维的写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是在北大所给他的天马行空般的人文的思维方式之外，添加了非常理性的科学思维，使他的思想充满激情，但是又非常精准，大胆假设却又小心求证。

对于自己曾经这段五年的求学与工作经历，王强感触颇深。“如果说我获得最多的，那便是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时至今日，他最想要告诫那些有着出国梦的同学们的。在他看来，之所以要选择留学，是因为需要获得一个中国教育所没法给你的思维方式。这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留学，不是一种地理的位移，而是两种相异思维方式的平衡与交锋，擦出思考与创造力的火花。而在异域文化与异域环境下，一种真正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审视视角的打开才是留学人生最为重要的获得。

回国，大胆改写人生

1995年底，王强做出了人生又一个冒险性的重大决定：回到祖国。然而，在中国的门户还半遮半掩的当时，他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他在贝尔科学实验室的老板甚至说：“王强，you are crazy”。但一贯的魄力与胆识却使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也是北大带给我的一种不安分。这也是北大基因里面的东西，虽然我已经呆在了一个很好的公司，但是难以避免还是有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有些能量没有得到发挥。”当时在美国，王强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偶尔打打高尔夫的安逸生活，但他总认为人生不能如此单一。

1996年，他离开了了贝尔，回到中关村，却没有回到北大，而是和大学同班同学俞敏洪办起了一个英语培训。但当时他并没有预估到这个小小的培训会发展成为现在的这个新东方。他只是想，“我喜欢外语，而现在中国的学生需要外语。我讲的会比一般的老师好一点。那么为什么不回去呢？多刺激啊”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他找回了在美国缺失很久的与年轻学生的交流的乐趣。

回顾当年回国的这项决定，王强觉得很大胆，却也很正确。在他看来，短暂的人生旅途需要做出果断明智的选择。虽然人生可能短暂地呈现出令人满意的状态，但每往前的一步都需要大胆而明智。当年回到新东方，除了他的太太，没有人是支持他，而当时白手起家的新东方创始人们也并不清楚新东方将要往哪走，就是一个外语培训班，他能出落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大不了就多培训几个学生，又怎么会发展成为一个集团，并在美国上市呢？无疑，在当年，回国办新东方的抉择是超前的，但却不是盲目的。

正如当年初到美国时一样，回国之前，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与全面的思考。他想到自己的两个优势便是计算机与英语，而在中国即将大步开放的当前，这两个技能都是非常重要。谈到英文，不管是在哪里授课，教学和实战的经验绝对可以让自己脱颖而出，而着眼于计算机，他对于贝尔实验室的程序开发和软件管理驾轻就熟，如果进入计算机行业，仍然绝对会有自己的市场。因而回到国内，自己的成功概率已经很大了。

基于整个中国大环境的判断，他做出了自己的预估，尽管出了国的大部分人群并不是那么乐于回来，世界上冒险家的乐园，剩下的一块板块便是中国了，再下来就是非洲了。那么作为中国人，他觉得如果不赶上冒险的最后一辆快车，将会非常后悔。当时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个判断，但是他直觉告诉自己应该赶快回来，美国再好也不应留恋，这边再苦，不应抱怨。

有很多的人都说王强幸运，在留学自我意识盛行的时代，他跨越重洋；而在中国走向全面开放的关键时期，他发掘了英语培训教育的端口与潜力。但这些看似的偶然的背后都是他自身的品质，毕竟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美国，王强在自己的性格中一直放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一旦作出决定要做一件事，就要通过自己的坚韧不拔做到极致，而对于其他并不比关心，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成功只是副产品而已。他说：“哪怕这个事情和我的梦想没有任何关系我也要做到极致，这也是北大给我的影响。”

在北大期间看，一次他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话剧中扮演保尔的师傅朱赫来，朱赫来抽烟，王强为此买了一个烟斗专门学习抽烟；朱赫来独臂，他天天琢磨着用单手干活；而为了弥补自己二十多岁的瘦弱形象与粗犷的中年男工朱赫来的出入，他经常会去观察模仿那些四五十岁男性的语言、神态与动作。就这样，他成为了北大舞台上最为成功的朱赫来。而在留学期间，他当过养老院的护工，那是他对于市面上所有尿不湿的渗透度、材质、软硬程度都进行了全面研究，选择使用而受到老人和老板的一致好评；他也做过快餐店的洗碗工，考察着洗碗时的水流，水温，抹布综合运用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洗碗，并“扬言”将来一定要写出一部三卷的“论怎样洗碗”出来。正是这种做任何事情的认知思考与乐观的性格让他在异国的土地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正是这份做事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态度和责任感，让他抓住了机遇，回到祖国后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未来，永不停止测验考试

在今天，王强已经俨然成为了社会普遍定义的“成功人士”，他并不赞成目前社会所普遍尊崇的世俗成功。在他看来，这更多是世俗强加给大众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而难以定义一个人所能够发挥其自身所能获得的成就。他清楚的认识到，在所谓成功的光晕背后，更为重要的这一坚定付出的过程，只有当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抬头，才会发现目标就在前方。“Think big,but do small.”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地拓展这自己人生的宽度。

进入新东方之后，王强依然在不断地调试着自己的人生角色与人生定位。在新东方内，他从董事变身成了教育研究院的院长，而在新东方外，他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大胆测验考试的本性：主持人、作家等等，他在自己的“人生履历表”上添上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也在理性选择的同时，任自己的能力与思维大胆地发挥。

在谈到与书之间的缘分时，他显得十分兴奋。从史书到诗集，从哲学到文学，他在畅游书海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情感简介一一付诸文字，无论是理性成熟的教学经验还是感性飘逸的读书随感，为文字赋予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在出版了图书的同时，也并被封上了“书痴”与“爱书狂”的雅号。

“但如果一定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那一定是老师，毫无疑问，而且是北大的老师。”他说。直到今天，他依然留恋于北大的校园，更留恋在北大的那一段段往事，始终觉得和北大血脉相连。他说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未名湖，也经常在某个下午转转北大的书店，吃一个煎饼铺子的煎饼，不为见谁，就是为了走一走，重温当年北大所给予他的一切，仅此而已，就很满足。在回国十几年里，他只去过一次颐和园和一次圆明园，就连故宫都没有去过，但在北大每年基本上都转十几次，这片诞生了他日后许多人生财富的土壤，“北大给了我灵感，让我觉得不孤单。”他说，“北大也永远是我精神上的根”。

编辑：落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