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郑和下西洋的恢弘史事，开辟了和谐大同的国际新秩序；一份互信互惠的大国责任，指明了当前我国的和平外交新思路；一位历史学者的恳切呼声，连接了厚重的历史与光明的未来。11月8日上午，在2014年北京论坛的“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教授谈论了明初外交模式及其对当前我国和平崛起的思考，阐释了“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论坛主题，并展现了她的学术理想与担当。

明初外交模式的更新：以“不征”为基础、以和平为导向

中国从明初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种不同于蒙元帝国时期的新型国际秩序,这种思想的推行具体体现在15 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与印度洋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郑和下西洋，全面贯通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与全方位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一次良好的推动与实践。

在区域政治秩序上，明初国家权力实现了整体上扬。明太祖摒弃了征伐之权，在《皇明祖训•》中明确提出了十个不征之国。明成祖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派遣郑和下西洋进行对外交往。郑和下西洋遵循“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原则，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是构建和谐大同的国际秩序的有益测验考试。

在区域贸易秩序上，明初形成了久远的资源合作机制，使国民受益匪浅。郑和远航将东亚贸易区扩展到阿拉伯-印度地区，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这种海陆并行的全方位外交，对于今天提倡的“一带一路”有深远影响。另外，外来银资为明王朝提供了充足的白银来源，补救了国家钞法危机。郑和远航也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导致物价下跌，人民生活成本降低。

在区域文化秩序上，明初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郑和作为中亚移民的后裔，接受了汉族儒家文化后进入宫廷，对下西洋决策发生了重要影响。从郑和遗留的宗教艺术品、奇花异木和宝船等物品中，也可以一窥明王朝兼容并蓄、双向交流的文明倾向。

万明总结说，明初国际秩序的建立，具有与此前蒙元帝国、此后西方海外扩张殖民帝国迥然不同的特征，即建立在“不征”基础之上的和平的国际秩序。

当今发展战略的思考：以史为鉴、互信互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万明认为，明朝以“不征”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对于当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在当代社会，西方学者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观大行其道。他们认为，国际安全在本质上是稀缺的，而获得安全只能凭借强权，因此各国就要围绕权力斗争来维护本国利益。这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的一个理论支撑。回溯历史，郑和下西洋更倾向于注重集体安全和相互依赖的理想主义，这种和平国际秩序能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与借鉴。

首先，明初以“不征”为基础的外交指向“互信”二字。中华民族历来崇尚 “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在艰难险阻的航海路程中，郑和通过恩威并施，多次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大规模征战的爆发。以知名的“爪哇事件”为例，面对西王麻喏八歇王的误杀，郑和禀明皇朝，请求和平处理这一事件。于是明王朝决定放弃对该国的赔偿要求，两国从此和睦相处。这种铸剑为犁的做法便是“互信”的体现，即把握国际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增进合作，融洽感情。在政治多极化的今天，中国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要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明初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其肩负了“互惠”的大国责任。在军事上，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打击海盗，维护了东南亚地区海上安全，使各国“共享太平之福”。在经济上，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普及了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原则。这种共赢共存的行为便彰显了“互惠”的意义。当下全球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只有合作互惠，才能共同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西方理论界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带有国家功利和西方中心的色彩。而当今我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想，却与郑和下西洋带来的互信互惠的历史遗产密不可分。万明指出，与其向外模仿，不如向内挖掘，史学的使命便在于“经世致用”。

一位历史学者的呼声：以学术为担当、以传承为使命

万明从桃李年华起便踏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用数十年的光阴去追寻学术理想，可谓是“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她饱含深情地说：“忘记历史的民族就没有未来。”华夏文明璀璨辉煌，总要有人去埋首故纸堆，为国家的崛起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市场经济大潮浩浩荡荡的今天，选择坚守一份清贫、潜心研究学术显得尤为不易。

《明朝那些事儿》这类通俗历史读物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便从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下人们阅读习惯与思维的改变。《明朝那些事儿》以《明史》为基础，加入小说笔法，对官场政治和帝王心术着墨颇多，讲述了从1344年到1644年的明史。这本书的笔触轻松有趣，很好地迎合了市场需求，但其学术的严谨性却要打上一个问号。比如，作者当年明月将朱文正称为纨绔子弟，并且虚构了一段洪都保卫战之前朱文正对手下将领的谈话，就与《国初事迹》中朱文正镇守洪都时“招谕山寨来降，头目尽皆归顺，好讼者诛之，号令严肃，远近震惧”的记载相违背。万明指出“如果史书语言太过于通俗、个人主观色彩太明显，就违背了历史的严肃性。历史充满了故事，但我们不能以此去调侃和忽悠。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史学的传承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与担当，这项使命不能仅由市场来完成，更应当寄托于万千兢兢业业的学者们。万明、张兆裕等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室的学者们合作完成了《北京城的明朝往事》，此书以明朝时人撰写的史料为基础，从北京旧城遗存的角度，钩沉文物背后的历史人文底蕴。翻开书页，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些人物栩栩如生的面容，挥师北平忆徐达、迁都定鼎说朱棣……万明所传承的学术精神,便是在学科研究的严谨性和大众传播的趣味性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既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也不失历史本身散发的魅力。

作为北大校友，万明将矢志不渝的学术理想，一直寄托于波光粼粼的未名湖中。而今天，她更希望看到更多燕园学子汲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学术之历史传承、民族之和平崛起作出新的贡献。

专题链接：北京论坛2014

编辑：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