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上午的语言分论坛中，来自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理查德·弗雷德曼（Richard Freadman）教授结合自己在香港岭南大学和墨尔本拉筹伯大学的教学经历，作了题为“书写父亲：香港与墨尔本学生在写作实践中的差别”的报告，引起了在场学者和听众的热烈回应和讨论。会后的茶歇时间，记者对弗雷德曼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对您关于“书写父亲”的话题很感兴趣。您把香港和墨尔本学生的自传式写作实践进行比较，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您个人的教学经历，您是否觉得这两个地区的学生具有典型性，可以代表东西方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精神？

弗雷德曼教授：从东西方文化而言，香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儒学的影响，孝顺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反抗父亲就意味着反抗社会，是违背社会秩序的；而在西方，个人主义不断加强，家庭的作用在减弱，父亲可能会呈现一种具有距离感的、有暴力的“毒父亲”（toxic father）的形象。但是，我觉得在考虑这两个地区学生的写作实践差别时，还要更多顾及到其他如社会阶级、民族差别、宗教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举个例子来说，岭南大学的基督教学生对父亲的写作会更少带有指责性叙述，很多时候这种对父的尊敬孝顺甚至带有对神的崇敬的色彩。

记者：比如儒家的学生，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

弗雷德曼教授：确实会有所不同。一些在澳大利亚的相当西化的女学生，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而更容易在自传式写作中指责父亲。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到民族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性。比如一个意大利-澳大利亚家庭，在这个问题上就需要考虑他们家有多少代是意大利的，多少是澳大利亚的。

记者：所以您认为这是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种族背景相联系的？

弗雷德曼教授：在我看来，善良和爱是人类共通的基本人性，这与他们所在的文化氛围并无太大关系。但若是考虑到父子、父女之间具体为什么、如何看待和处理代际关系就要考虑具体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了。你不能光说澳大利亚人、中国人，你要说中产阶级的澳大利亚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是工薪阶级的的中国香港人。在任何地方，人口学因素都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从影响他者的角度，父亲考虑应该做什么，这是文化背景告诉他的。比如意大利家庭和英国家庭的父亲的行为习惯的不同，孩子对于父亲的期待的不同，以及对于父亲和家庭的叙述的不同，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环境的差别。

记者：因为我在中文系学习，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中也常有一个“恶母亲”的形象，而且通常都是由女性作家写作的。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性别与写作叙事之间有什么联系？

弗雷德曼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西方的自传式写作中，有四种很常见的子女写作父母的形式，最常见的是儿子对父亲的写作，其次是女儿对父亲的写作，再其次是女儿对母亲的写作，最不常见的儿子对母亲的写作。我想如果你去看很多儿子对父母写作的传统文学作品，通常会有“恶父母”的形象，比如格林童话中的继母，就是一个恶毒的形象。这也有历史原因，在那个时代，很多母亲在分娩时难产而死，因而会有很多继母。在社会结构的文化中，有些父母会被孩子们认为是好父母，也有一些会被认为是恶父母。举例来说，比如有一个中国母亲，很传统而且严格、充满控制欲，而女儿是在美国学习的、非常西化的，她就会觉得她母亲是恶母亲。全球化浪潮越激荡、对于期待的回应越变动，这个中国-美国家庭的孩子就会觉得她的母亲也许很严格、不太灵活变通而且有一些疯狂的念头，这对于我的研究而言是很好的观察。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