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下午，以“城市转型与人类未来”为主题的2011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开始了第一场讨论，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开忠教授作了开场报告，题为“中国的城镇化”，主要讨论了1995年以后中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特点、发生原因和未来将要出现的发展趋势，并展望了健康城市化应该是如何发展的。

杨开忠教授将中国传统的城市化模式的特征归纳为加速、不平衡和集中化，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初级要素高度丰裕与高资本积累。他提出，未来健康的城市化的特征应该是适度高速、相对均衡化和相对分散的人口、土地等，与传统城市化存在问题的特征一一对应。

根据杨开忠教授的报告，记者在茶歇时间对其进行了简短的专访。

记者：您在报告中提到，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其中一大表现就是人口和土地进程上的城市化大大快于社会进程上的城市化，您能否解释一下社会进程上的城市化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杨开忠：这个主要是指在人口数量上看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但是存在着太多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进城以后，只要在城市里居住半年以上，他就成为了城市居民。北京大概有800万这样的人，从人口统计的角度他们已经是城市人口了，成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到了城市以后还有着很多问题。第一，他没有享受到像一个原有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包括各种社会保障，比如保障性住房、就业服务等等。这些问题就是社会进程上滞后的一大表现。第二，有很多人到了城市以后，仍然保持着非城市的生活方式。我在昆山考察时发现，很多人已经成为了城市居民，但是他的生活方式还像在农村一样。比如农村里是平房，洗脚水往地上一泼就可以，他住进城市的楼房以后，还像之前一样，把水往窗外一泼。砍柴也是，农村里人们很多都自己劈柴，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弄，但是在城市他就要在楼上房间里劈柴。他们整个生活方式都没有变化，这样也会极大地影响城市的邻居，在农村没有楼上楼下就没什么关系。所以也可以看出来，社会进程的城市化特别滞后，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也特别提出来要把农民工的市民化作为我们城市化战略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记者：所以说社会进程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的城市人口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城市化？

杨开忠：对，当然也包括政府的保障和福利，这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这些都严重的滞后。这些滞后都会严重地影响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的孩子进了城以后享受不到好的教育，这样就极大地影响城市下一代地人口质量。因为这个数量太大，如果只是很少地一部分的话也没什么关系，像北京2000万人口中有800万人口是农民工，如果这800万人的后代得不到好的教育，未来整个城市的人口很大的一部分就会质量下降。这就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记者：您提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进程上的城市化是不是快于人口进程上的城市化，并提出了自己认为的答案，认为经济进程上的城市化是滞后于人口进程上的城市化的。您给出这个看法的理由是什么呢？

杨开忠：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94年、95年那时候，我们都承认，人口的城市化是慢于经济的城市化的，主要是工业化的发展。但是95年以后，我国的状况变了，基本上开始保持一致。但是在有些地方，人口的城市化开始超前于经济的城市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城市里很多农民工在游荡，找不到工作，还有很多甚至是住在贫民窟里，主要还是城市人口太多了经济跟不上，也不平衡。这就是城市人口过度的一个表现。像刚刚我们讲过，城市人口在社会进程上的城市化不足，也可以倒过来理解，我们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太多，社会化程度跟不上，经济方面也一样。这几个问题我都是要用来强调，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不均衡的，有的过度，有的之后，它们相互之间不匹配。

记者：您提出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也指出了今后我国城镇化发展可能的趋势和变化，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而您后面的两位学者的报告中分别从城市转型和一个生态城市案例的规划的角度给出了相应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措施，您认为这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您提出的部分问题？

杨开忠：我们讲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像郝教授，他就是从围观的层面，比如资源和环境问题，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方面我们要提出问题加以改正，另一方面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本身要改变，这样我们就要转型，要更加生态化，资源节约化，这样环境越好，城市化越好，这方面和郝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郝教授是找了一个案例，魏厚凯教授他强调了“质量”这个概念，这当然也是健康城市化的一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把人口城市化中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看作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话，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就是促进其市民化、高质量地城市化。所以说，我们的观点都是角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编辑：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