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上午，“全球失衡及其治理机制”分论坛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15个国家的29名代表就“全球化与地区发展”、“全球性与地区性不平衡”展开讨论，解析全球失衡的地区差别，探寻地区平衡发展解决机制。

纽约大学Carlos Forment教授重点探讨了现代阿根廷的工厂复工，虽然工人没有党派，但他们通过选举和联盟，便可以在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为公民权而工作也能带来较大的社会效益。他认为：“全球化使得所有公民共同融入社会生活，倘若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则将被边缘化。”另外他还表示：“世界主义能帮助解决国际纠纷、争端，有助于人类世界之和平安定。”

“贫穷不是罪过，但我们希望自力更生。”来自尼日利亚的Ayo Obe女士在谈到全球化进程对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尼日利亚并没有实质性帮助时激动地说道。“西方发达国家给予我们的帮助总带有后殖民化的意味，他们所提倡的公平原则更多地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利益。”

与此同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下，中国能够不依靠美国援助而实现飞速发展，这给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启示。Ayo Obe指出：“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不能过度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减少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改变‘被边缘化’的现状，比如与发达国家协商稳定能源市场价格，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缩小南北贫富差距。”

中亚大学的Bohdan Krawchenko教授以吉尔吉斯坦为例，分析评定中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能力。吉尔吉斯坦独立后，囿于高质量人力资源匮乏，政府行政能力一直不高，很多经济政策由于数据缺乏而没法制定。Bohdan教授指出：“我们的‘微型政府’能做的是削减支出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以进行教育改革。”他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前途光明：“我们虽然贫穷，但具有人口红利的优势，人口受教育比率高，人力资本潜力很大。”

“在美国，财产结构出现空心化，政府需要更多关注公共利益和基础设施建设。过去的几十年中，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否认本国在经济结构上的的缺陷，这需要进行反思。而面对全球失衡：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Micheal Ussery教授在谈到国际合作如是说。

Harry Clarke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使气候变化以及许多环境问题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各国还未取得共识并且对于发达国家仍抱有幻想。在美国国内气候问题已形成僵局，没有确立确定的标准，如碳排放没有上限。他表示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做一些高效率的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而从乐观方面看，他表示中国已经做出了碳排放的承诺，未来需要更多减排，而发达国家更应该达成这样的协议。

三一的陈向明教授首先问道：“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有2000亿左右，这个问题能否在制造业上解决？中国出口导向型财产的空间集聚转移是否重要？”在中国地区，存在由东到西以及由南到北的多条理的转移，以及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转移。而中国的集群都是集中于制造业的，目前长江三角洲出口的增长正在达到峰值，很快会跨越珠江三角洲，同时中国的众多小城市也参加到地区化的生产体系中。陈向明表示：“如果中国区域的工资水平差别不断减少，那么会有越来越多国家的财产向中国的内陆转移，而中国则会出口数量更多并且科技水平更高的产品。所以城市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空间并不能拉大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