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油供应紧张，原因一是消费增长，二是价格倒挂引起部分炼厂缩减炼量。目前由两大公司力保供应并非久长之策。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进行充分市场竞争、对油品消费进行有效抑制，才是我们持久努力的方向。

我们有幸请来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查道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产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略）、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克雨（略）三位专家，就上述问题做出讨论和交流。 ……

记者：要解决成品油供应阶段性紧张，当务之急是什么？

查道炯：成品油的供应和消费量的变化，就像粮食等维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产品一样，具有周期性。出现阶段性供应紧张，本来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目前我们又一次面临一个“狗咬刺猬”(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那到底是哪个地方、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三大石油公司提供了多少成品油？地方炼厂炼出了多少？要它们增加产能，具体困难何在？说要理顺成品油价格，那进口到岸价是多少？炼油成本是多少？多大的利润才算是适当利润？都不清楚！

太多的问题都归结到基础数据的统计和发布。需要有一个详细、权威的统计报告，要么是月度公布，要么是季度公布。有了这种信息，关注供需变化的各方才更容易找到具体环节、才会有一个讨论应对问题的共同基础。这才是当务之急。

记者：从久远来看，有没有一些治本之策？

查道炯：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价格，而是在于能否抑制消费。现在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的高低，而是如何在消费与供应量对比变化中把握主动。我们不妨拿我国的粮食问题做一个对比。议论粮价是高还是低只是看到了同一枚硬币的一面而已。有粮可卖，谈论价格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总是在价格上绕来绕去，最终会绕进入一个死胡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国内来看，1985年之后产能增加的幅度就比较小了，将来的增漫空间也不大，能稳定住现在的水平就不错了；从国外来看，国际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从国外进口原油会越来越困难。既然开源上有困难，我们就应该在节流上多做点文章，也就是我说的要抑制消费。抑制消费并不是说绝对地划条红线，更不是说不消费，而是要使能源消费更加理性。

我们看到，成品油消费增长最快的是交通用能，目前占到的比例大概在28%，在这一块上要迅速地采取行动。依我看，出台燃油税的“适当”时机，没有必要等国际原油价格下降。不论国际原油价格如何变化，我们都有必要通过燃油税的征收抑制个人汽油消费中非理性的部分。另外，要在交通工具，特别是小汽车的耗油水平上做文章，通过立法规定在我国市场销售的汽车的耗油量降低的标准和时间表，不达标的就不准进入市场。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刚刚通过的能源法草案中，便明确要求到2020年汽车达到每加仑35英里的标准，也就是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40%。这种制定硬性指标的做法，是我们必须采取的。

记者：其实出现目前的这些问题，还在于市场化程度不够。有观点认为，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还得把市场完全放开。您是怎么看的？

查道炯：现在媒体言论中一边倒地主张民营的特别多。民营就一解百解了吗？

从上游看，石油开采需要企业规模，需要扎实的资金、技术、人才队伍基础，民营企业有这个实力去做吗？仅仅有几千万，几个亿的资本就经营好一个油田？煤炭开采放开后出现的乱象是一面镜子，对民营进入石油的上游需要特别谨慎。不少小煤窑虽有资金，但要么是技术和人才力量不足、要么是没有耐心去从事长线经营，出现的结果是对煤炭资源进行游击战式的开采。小煤窑的采储比特别低，有些低到百分之五。这样的浪费太严重了。此外，能源开发也是一种金融现象，不能排除一些民营资本是为了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先把钱圈进去再说的可能。事实上，过去一两年间出现的煤变油投资骚动，其中就不乏民营资本展开圈煤、圈水竞赛，进而拿旗下的“产能”去圈更多的投资资金的实例。国家叫停煤制油项目是正确的。

从炼油板块来看，地方小炼厂已经有先例，环境污染严重、效率低下、规模小而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等等问题都出现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油源如何保障？虽然理论上民营资本也有去国际市场采购原油的选择，从我们的众多的钢铁企业去境外购买铁矿石所经历的情形看，没有规模、没有统一行动，就没有谈判实力。炼油板块的开放，应该是在满足了技术条件的前提下，与既有大型公司之间形成产能上的补充和协调格局。

下游倒是可以放开，但是需要监管，使社会加油站提供保质保量的服务，缺斤短两、以次充好都不能允许。这个监管成本从哪里来？还有一个问题，加油站不能是今天能赚钱就开，明天赚不到钱就关。成品油供应涉及到社会稳定，就算是亏损也得开，也得保证供应。从这个角度看，放开也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

编辑：赵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