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乃佛教语，有所谓“前缘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之说，俗世则借以表示一种机会、缘分。清代乾隆文坛盟主袁枚曾云：“余不喜佛法，而独取‘因缘’二字，以为足补圣经贤传之失。身在名场五十年，或未识而相憎，或未识而相慕：皆有缘无缘故也。”（《随园诗话》卷三）袁枚是相信因缘的，我回首三十甚至四十来年的袁枚学习与研究，也不能不相信“因缘”说，证据恰巧是与独取“因缘”二字的袁枚“有缘”，这很有意思。

我初知袁枚始于1964年10月11日，当时我刚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北大位于西郊海淀，远离市中心王府井商业区。因为阮囊羞涩，我辈穷学子一年也难得进一次京城去闲逛。但是11日这天是星期日，似乎鬼使神差，我竟破费乘上32路公交车进了城，直奔王府井去潇洒，经过新华书店就拐了进去。当时享受着国家助学金，以喂饱肚子为第一，平时几乎不买杂书，此次也无买书的打算，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的意思，浏览而已。但橱窗里的一本书却在我眼前一亮：《读随园诗话札记》，作者郭沫若。郭沫若可是我钦佩得五体投地的大文豪，《随园诗话》则闻所未闻，不禁激起好奇心，因为我正热衷于写诗，诗话一定有写诗的“秘诀”吧？请营业员取出细看：价格0.32元（马上想到是我两顿饭钱）；作家出版社1962年9月北京第一版；《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之作，郭序称：袁枚是“二百年前的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于是以“今日之意识”，“揭其糟粕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袁枚”大名。薄薄100来页的小册子，价格并不低，但奇怪的是我竟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返校后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英志1964年10月11日购于王府井”的字样。从此与二百多年前的“文学巨子”袁枚结下“因缘”。

此后二年级学习、劳动无余暇，三年级又下乡搞“四清”近一年，四、五年级更忙于参加“文革”，写大字报，打派仗，完全抛弃了书本，所以直到1968年底毕业离开北大也没看到《随园诗话》原著，就被分配到了浙江新昌中学任教。原以为身处浙东偏僻一隅，此生与《随园诗话》是无缘相见了，未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我居然在小图书馆发现了心仪已久的袁枚《随园诗话》！当时可读之书实在寥寥，我在图书馆四处寻觅，忽然于角落里发现了几捆尘封的“禁书”，我斗胆上去查阅，竟从书脊上看到“《随园诗话上》”、“《随园诗话下》”一厚一薄两本书，皇天在上，这不是做梦吧？我惊呆了，看看周围无人，兴奋而紧张，竟“目无法纪”，解开麻绳，抽出二书，一看正是郭沫若所看的版本；于是再捆好其他书，又迅速擦去二书的灰尘，好像是从书架上取下的一样，拿着就去办理借阅手续。管理员眼神似乎有些狐疑，我心里有点打鼓，但一定是冥冥之中有袁枚保佑，书竟顺利借到手，我立即甩开脚步奔回宿舍。

《随园诗话》我借阅了很长时间，抽空就翻翻，渐渐觉得其称得上是一位略有瑕疵的美女，却被郭沫若先生涂抹成了丑婆。“陈腐之谈”自然难免，但其主旨是强调诗歌抒写性情、表现个性的本质；提倡艺术独创精神，反对复古摹拟；主张语言自然，批评堆砌典故；标举诗歌感人的魅力，不满沈德潜鼓吹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等，都具有价值。郭沫若先生以偏概全，未免有些吹毛求疵了。不过此时也就是心中暗自评判而已，并不知以后会与袁枚有更深的因缘。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文化教育的春天，1979年我考取江苏师范（今苏州大学）中文系钱仲联教授的首届研究生，获得广泛接触袁枚诗集、文集、尺牍等其他著作的机会，并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袁枚研究的信息，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袁枚研究论著不仅极少，而且多持否定态度。我感觉袁枚性灵说不仅极具理论价值，而且是研究清代诗学的重要枢纽，必须做篇翻案文章。于是决定以《袁枚性灵说新探》作为我的硕士论文。我为自己与袁枚正式结缘而欣喜。但未料自我把此打算向钱先生汇报后，却感到了无形的压力：钱先生并不喜欢我的选题。先生于清诗推重宗宋派，如对同光体评价甚高；而对袁枚人品庸俗一面与诗歌纤佻一面皆颇不以为然。这大概是先生对我选题不看好的原因。当然先生心地仁厚，并未提出反对，命我改题，而只是在讲课时经常有意无意地说几句袁枚“坏话”，我知道这是对我旁敲侧击，启发我“觉悟”，他十分担心我选错题，影响毕业，实际希望我改题却不愿强我所难。我本不是乖巧的人，更因为与袁枚“因缘”的关系，尽管听课时如坐针毡，但您老既然没有明确命我改题，我就揣着明白装糊涂，最后还是战战兢兢地于1982年完成了这篇硕士论文，经过钱先生与徐中玉、王运熙、顾易生诸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评审，顺利过关。先生自然很高兴，我则十分感激先生成全了我的论文。也许这是新时期第一篇比较全面地肯定袁枚性灵说的论文，后来还入选了全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选。而让我惊喜的是1994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了钱先生领衔署名的《袁枚新论》大文，对袁枚性灵说与诗坛地位给予了全新的极高的评价，先生与时俱进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同时我心头积压多年的有违师意的歉疚也随之化解，继续深入研究袁枚的信心则更足矣。

研究生毕业后，我陆续出版多本有关袁枚的研究著作。最早的一本是1990年七八万字的小册子《袁枚与随园诗话》；最满意的是2002年近五十万字的专著《袁枚评传》；而影响最大，使友人戏称我是“袁枚功臣”的则是423万字的《袁枚全集》。此书1993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海内外发行量跨越6000套。此书收袁枚著作10种，还有编辑之作等多种，应该是目前收集最全的“全集”。但是有两种手手本未见而阙如：一是《州县心书》一卷，当为县谱之作；二是“日记”，或曰“随园纪游册”。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云：“余所到必有日记，因师丹之老而善忘也。”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记曰：“袁枚随园纪游册，乃其元孙润字泽民所藏。”二书是否留存，一直是个谜。

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机缘，我竟然得到了认为已经失传的手手本袁枚日记。那是两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扬子晚报》记者杨娟的来电，告知有读者要找寻袁枚的后人，但无处可寻，南京师范大学某人介绍说可向我打听。我回答说，我主编《袁枚全集》时就想找到袁枚后人，希望得到些“秘籍”，但孤陋寡闻，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袁枚是否有后人健在。此次采访见报不久，我收到一封陌生来信，说看了报纸对我的采访，自报家门就是袁枚第八代孙女袁建中。有这等巧事？我半信半疑，但经过后来的电子邮件往来，特别是建中传给我其父当年因南京要修建体育场，写给市政府要求保留其先祖袁枚墓地的申诉函以及政府的批复等材料，还有一张从未见过的袁枚像，使我确信“袁枚后人”不假，非常欣慰。于是我们见了面，建中带来一大本相册有八九十张照片，竟是我渴望已久的手手本袁枚日记的翻拍本。我当时的兴奋已非言语可表述。但遗憾的是照片较小，手书字迹看不大清楚。于是我问可有原件，答曰原件在其生活于海外的兄长袁建扬处；我又得寸进尺，问可否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套供我研究，建中慨然答应。过了些日子，我终于见到翻拍清晰的袁枚日记。建扬先生于信中说：“袁枚这本晚年游记经历了太平天国的烟火，逃避了日本人的炸弹，躲开了红卫兵的视线，抗过了二百多季江南黄梅天的湿润及蛀虫的侵犯，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也许，这正是她生命的新开端！”令人感慨系之。日记有草书、楷书、行书等四人笔迹，其中约四分之一为袁枚亲笔，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篇》赞袁枚书法有云：“随园老人不以书名，而船山太史（按，张问陶）盛称其书，以为雅淡如幽花，秀逸如美士。”日记内容则是掌握袁枚晚年人生与思想的生动资料，也是了解乾隆盛世后期社会生活与习俗的鲜活教材，弥足珍贵。（详参拙文《手手本袁枚日记现身》，《光明日报》2008年10月6日《国学》版）此日记经我整理，已开始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我至今还感叹不已的是：人海茫茫，此日记独为我所得，非因缘而何耶？（作者：王英志）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