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之难，并非难在口语，而是难在理解。”在对《第一财经日报》谈及自己浸淫德语文学50余年的感受时，著名德语翻译家张玉书如是说。日前，张玉书译介的茨威格主要作品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没有不能翻译的东西，只有没有理解的东西。”这句话让张玉书感觉特别受用。“看不懂也不能胡翻，胡翻就是骗人，骗人就是假酒假药。翻译家不能粗制滥造，不要假酒假药，要经得起推敲。”

1953年，从未接触过德语的张玉书，在自己的高考志愿表上义无反顾地填上：德语、德语、德语；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他如愿以偿，至今54年，从未离开过北京大学德语系。

张玉书的名字，从此常与席勒、海涅、茨威格等文学巨人站在一起。作为《海涅文集》、《席勒文集》的主编、译者和茨威格多部作品的翻译者，张玉书认为，这些巨人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变得聪明”。在8月19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上，张玉书论及茨威格在二战期间遭受迫害最终自杀的原因，义正词严地告诫大家“茨威格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善于分析，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

由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主要作品集《心灵的焦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过七旬的张玉书因而短暂离开北京大学，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泛论茨威格。“我很怀疑，现在还有人读茨威格吗？”但几天后，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茨威格的读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多，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

为德语的一生

“我一辈子严谨。搞翻译必须严谨。”张玉书很严肃地对记者说。但他又是个风趣的人，不时语出机锋，他反问记者：“难道幽默和严谨是矛盾的吗？”

有谁说得清，是浪漫的情绪使然，还是理性的思考使然，让他在半个世纪前毅然决然地学德语？“高中时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茵梦湖》等，都是郭沫若、巴金等名家翻译，从此很喜欢德国文化。事实上，我是通过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作品《约翰·克里斯托夫》了解德国的，一本《约翰·克里斯托夫》，实际是在讲贝多芬的一生。”

考入北京大学后，张玉书从此与德文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时代，这个不被承认的“小毛孩子”就开始“瞎翻”海涅等人的作品，但直到1964年，学习德文11年后，张玉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才出现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这是给美学家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补遗”。老师冯至给了他一万多字的《歌德谈话录》，要求他在三天之内翻译完成。张玉书按时交卷，“冯先生看都没看一眼，只要我对不懂的提问”。第一次，张玉书有了“小鬼当家”的感觉。

此后，张玉书又应戏剧家李健吾之约，翻译了“古典文学译丛”中的《席勒论美学》。他坦言，席勒更为难懂，“翻海涅那会儿，根本看不懂席勒”。1979年，浸淫德语已26年，他这才着手翻译茨威格。在刚刚开放的年代里，茨威格笔下的爱情、纯真善良的人性、对压制人性的制度的揭露，这些原来以为可以用来止渴的“甘露”，“竟成了激起干渴的烈酒”。茨威格成了张玉书翻译的作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人物。如这次演讲，张玉书所到之处，不断有读者迫切说出自己的想法，探讨诸如情感、自杀等问题。

张玉书推荐茨威格，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好看”。“德国文豪、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也承认，如果要看好看的德国文学，就看茨威格。他的好看，在于作品的精彩，让人欲罢不能。”

茨威格一生没有获得过任何文学奖项，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文学地位。他被视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俄国作家高尔基称他是“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作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文学阐释者，弗洛伊德本人痴迷于茨威格的作品，认为“它表达的思想极为贴切”。

50岁时，茨威格已经是世界上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最多的作家。对此茨威格心知肚明，并且依然头脑清醒。“他说他之所以成功有一个秘诀：舍得割爱。他说：我写了1000页的东西，其中800页都放到废纸篓里去了，只有200页作为筛滤后的精华留下。”张玉书希望茨威格作品能改变人们对德语文学“不好看”的偏见。而在他眼中，海涅和席勒都是“理想主义者”，“一生致力于启蒙工作”，更值得一读。在干校期间，张玉书正是背诵着海涅的诗歌度过了艰辛的岁月，他感叹道：“是海涅的诗歌救了我！”

“我从未疏远过这三位作家，虽然不同时候，我会喜欢他们不同的东西。海涅的爱情诗依然很美，这是人生中美好的东西，是属于年轻人的，但我也可以欣赏。”作品的出版拉近了中国读者与这些大家的距离，但张玉书认为，我们对他们依然有误解。“譬如海涅，他并非一个只谈爱情的人，也不仅仅是政治诗人。”

五十年的海涅翻译

1953年，大学一年级，刚能看懂一点德文。张玉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海涅。“海涅的诗很简单，‘你是一朵鲜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悲哀’、‘奇妙的五月天’、‘一首新的、一首更好的歌，我要为你歌唱’，没有什么难的。”当时正是谈恋爱的年纪，班上差不多一半同学一夜之间都成了海涅的译者，每一个都在感叹“我为什么这么悲哀”。

“但我比较有勇气，‘悲哀’以后，写得工工整整地拿去给我的老师冯至先生过目，心里想：希望他能肯定我翻译得不错。”之后“石沉大海”。几周之后，冯至突然把他叫去，“给你八个字吧：流畅有余，含蓄不足”。

张玉书知难而退，这些海涅诗歌在他的书箱里放了三四十年。等到上世纪80年代编撰《海涅选集》，冯至让他再翻海涅的诗，“那时候把这些诗歌拿出来一看，发现问题很大。三四十年前，我是在用大学生的语言，翻译一个经典作家的作品。”

“你在翻译一个那么‘高’的人的作品，你自己那么‘矮’，怎么能够翻哪！”张玉书感叹地说。翻译海涅的成败让张玉书不忘攻读古文，以期让译作“含蓄”、“隽永”。“并不是看懂了就能翻译。汉语也要提高。”

张玉书始终认为，外文之难，并非难在口语，而是难在理解。“因为没有一个人说话说得像鲁迅，也没有人说得像曹雪芹。但翻译、研究就不同了。学外语的人一定要懂得，外语非常难，最难的是理解。”朱光潜曾说过：“没有不能翻译的东西，只有没有理解的东西。”这句话让张玉书感觉特别受用。“看不懂也不能胡翻，胡翻就是骗人，骗人就是假酒假药。翻译家不能粗制滥造，不要假酒假药，要经得起推敲。”

大学时代，当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都已经捧起大部头作品的时候，学习德文的张玉书，只能暗暗用劲，勤奋学习。德文有其自身的特点，语法变化复杂，而且往往会有长句，“只能耐着性子，把语音、语法学好，想一下子就看懂歌德，胡闹什么！”张玉书的同学中不乏想一步登天的，“基本功始终没打好，有些东西的理解总是有出入，这样翻译出来就不太可靠。”

“所以，汉语一定要学好，外语一定要掌握，然后要学一点技巧，你就可以成为傅雷那样的翻译家。”张玉书笑着说，学习外文是久长之事，“我现在还在学外文”。

张玉书

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曾担任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欧华学会理事、德国图宾根东亚科学论坛理事、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论文集《海涅·席勒·茨威格》，主编《海涅选集》、《席勒选集》，译著包括长篇小说剧作《玛丽亚·施图亚特》（席勒著）、作品《诗歌集》（海涅著）、《勒格朗集》、《论浪漫派》等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