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的文怀沙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领悟

 
    这位古典文学大家，治学以楚辞为其专长，而对于经史百家、汉魏六朝文学、历代诗词歌赋，甚至佛学、音乐、戏剧、金石书画无所不窥。走近他，就宛若走近学术上的一座高峰；阅读老人的经历，就仿佛在瞻读一本厚重的史书。

银髯飘拂，面色红润，耳聪目明，行动矫健，思维敏捷，没有半点龙钟老态，在他面前，我们几乎忘了年龄。

这位老寿星讲起话来幽默、风趣、声音洪亮，激动之处还夹杂着丰富的肢体语言。爽朗、谦逊之中又略带狂放不羁。

满腹经纶，游走四方。说他是一部“活百科书”，一点也不过分。和他交谈，访者总是处于学生位置。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从文学谈到人生，谈到社会，谈到美好，谈到丑恶。从他的神采之中，我们解读了“博学多才”的真切内涵与一位国学大师的世纪传奇……

“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确有屈原之神貌

2005年11月18日，文怀沙应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90诞辰纪念会。胡耀邦在晚年曾有《致文怀沙先生》长诗，其中有云：“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落叶，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晓畅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文怀沙满怀深情地说：“诗是写给我的，字面上写的是我，更深刻的内涵是耀邦同志的自我展示。他高洁的人格无愧是九嶷山上的云，他心中埋着屈原的魂。他才真是‘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的光明磊落人物。”

采访时，我们见有一幅文怀沙亲笔题写并精心装裱的楹联：“多得少得何必争利归天下，大事小事原无论心在人民。” 这副对联是由胡耀邦曾经写的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修改而来。他认为这样一改更能体现胡耀邦的本意，在平仄上也对应得更加整齐。在对联的旁边他注释道：“胡公虚怀若谷，必莞尔于九天之上也。”

文怀沙言出行随、表里清澈的性格，在学林享有极高的评价。郭沫若以“荷蕖发幽香”的诗句赠予他；周谷城先生曾题赠云：“相与无町畦，相与为婴儿”；沈尹默先生在赠他的《减字木兰花》中称他“争比灵均，文采昭然历劫新”，直接把他比做屈原。而他银须飘拂、目光锐利的形象，确有屈原之神貌，许多人知其学，闻其言，见其人，莫不惊异——他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屈原。据说，著名雕塑家蔡汉文在塑造屈原的形象时，苦苦寻求模特儿而不得，直到有一日见到文怀沙，方喜出望外，于是有了雕塑作品《屈原》。当然，人们把文怀沙比做“活屈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风流倜傥的外表，更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丰厚的学识和高洁的品格。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了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才华横溢的文怀沙只用一个月就编写出了《屈原集》，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随后，《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以及《宝学概论》《楚辞今读》如涌泉般源源不绝，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古典文学专家瞿蜕园老先生评价云：文怀沙与郭沫若、游国恩三人，在楚辞研究领域三足鼎立，跨越了2000年的研究成绩。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张爱萍赋诗《聆听文怀沙教授讲〈离骚〉有感》，称赞他“一曲吟催千古泪，文怀八斗叹骚才。韵高自有真情在，恍若云中屈子来。”

作为《屈原集》的作者，文怀沙对屈原的理解与众人又有所不同，而且这个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读《离骚》的时候也就十一二岁，也就是瞎唱，先是背诵，后来琢磨里面的意思，认识到很多东西。《离骚》追求两个字——‘最美’，整个《离骚》是对美好的追求，他把美、芳草美人来表示他的品质。”

作为楚辞大家，文怀沙说他最喜欢《离骚》中“美人、芳草”这两个词，并且最喜欢年轻美女。他说，女人最珍贵的品质是善良，是母性的情怀。他坦言热爱母亲胜过父亲。“窈窕淑女，是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只有善良才是女人美的核心。君子好逑者，以此！我爱女人，可是我不爱撒泼的女人。”言毕，老人用方言拖着长声模仿泼妇：“我——的——天——呀”。让我们忍俊不禁。

两次“死”里逃生

文怀沙自嘲“没有屈原的魂，总该有一点屈原的皮毛”。他仰慕屈原的风范，一生以屈原为榜样，研究屈原，更学习屈原的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文怀沙反对独裁政治，抨击恶浊、腐朽的反动官僚统治，文章触及时忌，在皖南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他思想愈发激进，无论出入酒肆茶社，总是当众放言无忌。在南社就很欣赏文怀沙才华的柳亚子知道后非常担忧，写诗赠文怀沙相劝：“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 诗中“希文”即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字，柳亚子希望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与乐，而且要沉着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十年浩劫中，文怀沙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过着“三年饮粥忍饥肠”、“窝头再造臭皮囊”的日子，却仍然写下了“有肝有胆公何畏，无诗无酒我亦狂”的诗句，更没有抹掉“荆山怀抱生烟玉，三闾行吟绕泽兰。高翥云霓为我御，手提落日照长安”的豪迈。有一天，江青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文怀沙，授意李某对文怀沙明确表示：只要写了悔改书，不仅个人可以获得自由，连插队的孩子也能回到北京，并能安排个好工作。李某为了完成任务，特地请文怀沙年过九旬的母亲一道来劝降。

这位老太太与儿子单独见面时，问儿子：“你究竟愿不愿意写悔改书？”“按照我的心愿，我是不愿写的……”

“好，你是我的儿子！”没等文怀沙说完，老太太就把腿一拍，说：“我们在外面，吃什么苦都认了。你在这里，他们想枪毙你，你也跑不了，你就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装病。”

随后，文怀沙怀着激动的心情，写出了一首七绝诗以明志——“供奉李公衔女士命招抚，诗以报之：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这首七绝，不仅表明了九死不悔的气节，而且巧妙地运用了藏锋格，痛骂了江青。诗中每句的第六个字，连起来读就是“龟主江青”四字。这当然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在那种令人窒息的高压下敢于抗争的铮铮傲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文怀沙在用屈原精神捍卫自己的崇高信念。

藏锋手法被姚文元看出，临汾监狱很快接到中央红头行文，加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文怀沙死刑，缓期执行。60多岁的文怀沙戴着手铐，拖着20多斤的脚镣，被打入死牢。幸亏“四人帮”垮台，文怀沙死里脱生，不然就成了“屈原第二”。

在近百年的人生中，遇到过多少坎坷、挫折，又有过多少甜酸苦辣？谈到这些，文怀沙笑言：“痛苦未必不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殊的财富。感受痛苦，面对痛苦并不难，难的是在接受痛苦的同时，学会欣赏痛苦。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彻大悟。祸福相倚，能够欣赏痛苦，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可以面对一切，而且是坦然地面对。”

《红楼梦研究》与《红楼梦新证》的催生者

一般人大都知道文怀沙是楚辞研究专家，但知他还是催生两大最著名的红学研究著作的人恐怕就为数寥寥了。对此文怀沙说：“一提到‘红学’，我就来气。就因为我偶然涉足红学，结果害了两个人。”文怀沙所谓“害”过的两个人，一位是已于1990年仙逝的俞平伯，另一位是仍然健在已达耄耋遐龄的周汝昌。

1923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仅印500册，此后近30年未再版过。1950年，当时正在文化部工作的文怀沙，还兼做上海棠棣出版社的编辑，在纷纷整理出版古典文学名著的热潮中，他为棠棣出版社主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测验考试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谈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当然少不了《红楼梦》，谈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好朋友俞平伯。于是文怀沙找到俞平伯，建议他把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新成果汇集出版，列入丛刊。俞平伯说，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来修改旧作。新作成文者尚不足2万字，难以成书。于是，文怀沙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红楼梦辨》重新修改一遍，再加上近年来新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即可辑成一书出版。

1952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此书在保留俞平伯1923年版《红楼梦辨》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篇新作。《〈红楼梦〉研究》出版之后，风行天下，短短1年多时间就印了6版，总印数达25000册，创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著作发行量之最。然而好景不长，1954年，李希凡、蓝翎合作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刊登在当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由学术而政治的运动，历时一年许。“红”极一时的俞平伯一下子跌入了全国批判的深渊。

文怀沙所“害”的第二个人是周汝昌。为周汝昌带来巨大荣誉（当然之后也曾受到过“大批判”）的《红楼梦新证》也是由文怀沙催生的。文怀沙曾为之改书名、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签封面、大红学家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制图像，“周汝昌当年五六十万字的书，最初由我修改，并为他写序。当年，我们抵足而眠，可不是搞‘同性恋’哩！”

由于《红楼梦新证》是在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前出版的，所以在运动中也受到了牵扯，有不少人视周汝昌之作为胡适、俞平伯的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的红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反面样板。

人们习惯称文老为“楚辞专家”，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他懂中医中药，早年曾在北京中医任教授；他潜心研究《红楼梦》几十年，“红学”也是他一专；他不是书法家，但他的字体独树一帜，古拙苍劲，方正端直，点横竖弯，质朴中透出一点隽秀之气，其墨宝竟拍出了当今文人书法最高价：一万元一字。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准确地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他戏称自己是个“杂货店”。

活着的国学大师听到“盖棺”之后的赞誉

沙是细微的，先生却名怀沙，而佛家有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就是离不开小沙。沙滩离开了沙子，就不复有沙滩；而沙子组成的沙滩足以怀抱海洋啊！”这是文怀沙对自己名字的解释。

这位古典文学大家，治学以楚辞为其专长，而对于经史百家、汉魏六朝文学、历代诗词歌赋，甚至佛学、音乐、戏剧、金石书画无所不窥。走近他，就宛若走近学术上的一座高峰；阅读老人的经历，就仿佛在瞻读一本厚重的史书。

1910年1月15日，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忆旧居，文怀沙这样描述，“（那里）很阴暗，一下雨，脚踩下去拔不出来，又脏，苍蝇多。我小时候记得，蚊子要熏，熏了以后把门关严。家里用不起闹钟这些东西，早上想早起怎么办？把窗户打开，因为天一亮苍蝇都进来了，把你叮醒了，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有谁想得到，如此破落之地，竟出了一位独步天下的“活屈原”。

文怀沙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母亲靠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巨大的生活压力使母亲的脾气十分暴躁。在文怀沙的记忆中，幼年的生活充满了压抑和阴暗。

由于母亲终年卧病，文怀沙从小郁郁寡欢。童年像一个阴森的梦，使他从9岁起就有了失眠的毛病。他试图从书本里寻求心灵安抚，愤世嫉俗的楚大夫屈原引起了他的精神共鸣。文怀沙少年时聪慧过人，启蒙作《咏纸鸢》便初显才华：“破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一丝悬碧落，日暮未言归。”12岁便能背诵《离骚》。青年时代受业于章太炎门下，18岁便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教授，后又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等多所大学任教。他专心研究《楚辞》，性格渐渐变得棱角分明。

文怀沙对恶势力绝不容情，但对于生活本身却有一种豁达和宽容。文怀沙“死而复生”的故事，经著名作家峻青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沙翁复活记》后，流传甚广：1986年秋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马学鸿在电台库房中清理旧节目录音带时，突然发现了文怀沙50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解《诗经》的大录音磁带，顿时喜出望外。早在二三十年前，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的马学鸿就常从电台中收听文怀沙讲解和吟咏古诗词的节目，那时而高昂激越，时而沉郁苍凉的韵律，把马学鸿带入了古典诗词深沉典雅、令人神往的境界。

像一个饥饿到极点的人突然获得了美食，马学鸿对于他的这一发现，极其兴奋。他把这盘珍贵的录音制成盒式带，编成了节目。节目编好后，他准备写个按语。应当怎样介绍作者呢？他也曾向周围的同仁们探询过，不少人都说先生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多年来没有信息，恐怕早已作古了。于是，马学鸿犯了传媒人的一个大忌，贸然在文先生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

于是，1986年10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文怀沙50年代吟咏和讲解《诗经》的录音时，以沉重、怀念、敬佩的语气播出了“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的按语。

电台广播之后，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文怀沙的朋友们十分悲痛，纷纷给他家里发唁电、打电话表示哀悼。好端端的突然接到唁电，文怀沙也是十分吃惊。但是当文怀沙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为了使编辑这条节目的同志不致受到处分，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电台的领导。信中说：“关于我‘已故’的传言，恐怕算不上‘新闻’，盖由来久矣。早在‘文革’初期，就听说国外电台曾相继报道我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打倒‘四人帮’后，也有日本朋友向我家人致唁者。所以贵台报道中以为‘已故’，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无稽之谈，乃是出于疏忽，不加核对地以讹传讹，毛病出在‘轻信’……你们短短几行报道，使我感到的是来自执笔者‘慎终追远’式的温暖，而本月五日、六日晨昏两度播放鄙人‘生前’录音，则充分表达了‘上海台’对‘已故’之文某的厚爱。对待这种不虞之誉，我在愧领之余，也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贵台领导人愿意尊重鄙人的意见，务请谅解我那位不相识的、或称之为素昧平生的朋友，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

多么善良仁慈的心肠，多么宽广豁达的胸怀啊！捧着这封书信，马学鸿的心情又岂止是“感激”二字所能形容？如果说在此以前他所崇敬的只是文怀沙的学识和才华的话，那么现在，他更崇敬的却是文怀沙的为人和品德了。

据说，文怀沙曾在与老友的一次叙谈中提出了一个奇异的主张——搞“活体告别”，要求亲友们在他生前或垂危时，为毁为誉，各抒己见，“麻雀叫”，“狮子吼”，好歹叫他全听到。今天谈起这件事，文怀沙说他“深以为幸”，“常言道盖棺定论，其实一个人真正等到盖上了棺材，评价是好是坏，他都一无所知了，而我却有幸亲自听到了这些声音，这些温暖的声音。”“有此幸运的人是不多的。”

年轻的老人

年近百岁的文怀沙是一个快乐的租房族，北京东三环外永安宾馆的两间客房就是他的家，一个三星级的家——一间起居用，一间做“文化（谐音‘怀’）沙龙”，在这里他已生活了20余年。他说，买房干什么？人到最后都只能住在一个小盒子里。

他还说，一个人只能活一回，应该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的生活。在他看来，如果一有收入就奋不顾身地投入漫长的买房征途，为还贷奔命，不敢消费、不敢旅游、不敢跳槽，那么生活的乐趣将大打折扣——一个为钱忙碌的人，一天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待多长时间？他享受到了房子带给他的是幸福还是折磨？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文怀沙喜欢李白的这段话。“人生就是住宾馆。你以为那个房子是属于你的。长恨此生非我有——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我能住旅馆就很好了。”

文怀沙从不言老，因为自觉不老。除了在家里接待朋友、读书外，还一直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日本，一会儿美国……游走于不同国度、不同城市之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播东方智慧，忙得不可开交。

检索他的人生历程，可以发现，他曾两次饱尝牢狱之苦，也曾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并被医生宣判“死刑”，但他却穿越了漫长的黑暗隧道，健康地活到了今天。

文怀沙有个理论：人活到70岁就应按公制算。按照这一理论，他得意地宣称，自己目前准确的年龄尚不满50公岁。其实，他的心态或许比50岁上下的人还年轻哩。常人70来岁出现于手脸皮肤下的褐色“寿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他的秘诀是：老年人要以平和的心境来帮助自己调整血液循环。文老说：“见到快乐的事，或者意外惊恐的事，心脏的搏动就变了，整个生理程序都会受影响。所以，懂得养生的人，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文怀沙说：“老年人最大的痛苦是老想昨天，总觉得现在不如过去，我觉得所有的老年人，不要把老年这两个字当成自己的包袱，而应该想明天。明天我计划做什么，这个是其味无穷的。”

年轻时，文怀沙就酷爱运动，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五届运动会，获得跳高比赛第五名，成绩是1.74米，正好跳过自己的身高。按今天的标准，文怀沙可以进国家田径队，也算是运动健将了！呆在监狱里的那些年，文怀沙身体状况极差，他便找到了特殊的锻炼方法——扫街，拿着笤帚，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扫得认真仔细，扫得通身大汗，既活动了身体，还因为表现好受到表扬，少受了些皮肉之苦。如今文怀沙除了散步，很少锻炼了，“老人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过火，过量，要根据地点、环境、自身体能状况等条件锻炼，否则，不仅达不到长命的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真正成了‘垂死挣扎’了”。

这些年来他东跑西奔：为黄帝陵题碑，他应邀远行而至；为敦煌艺术的保护，他从不以年迈九旬而推脱其责。不仅对大事不马虎，就是对芸芸苍生的生存小事，也非常认真。一个小书店曾请几位文化名人为其题匾，都被拒了，哪知文老一请就到，他骑自行车而来，又骑自行车而去，一点润笔费也不收。

曾经有人问他保持心灵年轻的秘方，文怀沙立刻脱口而出：“生平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他说，“美人者，既涵盖了人间美女，但比美女含意更为广泛，《诗经》里把‘美女兮’‘芳草兮’，视为人间美丽的象征，因而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美到极致的追求和表达。”

早闻文怀沙有“三美”：美文、美人、美食。其中，美食，也并无特殊，如早餐多是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而已。说到自己的夫人，他说：“我的婚姻经历过生离死别，第一位夫人早早去世了，叫‘死别’，第二位夫人和我离婚了，叫‘生离’，今年近70岁的第三位夫人徐迎春是日本华侨，祖籍山东，出生在辽宁。”

采访期间，文夫人进来提醒他按时吃药，这是一位慈爱安详的女性，满头白发，雍容端庄。看到两位老人并肩坐在一起的画面，无需多言，“相濡以沫”是最好的诠释。

“最大的书”与“最短的文”

2005年9月10日，历经10年努力，由文怀沙主编的有“唐全史”之称的大型系列丛书《隋唐文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整套丛书定价3.8万元，全国限量发行1000套。

《隋唐文明》全书100卷，近6000万字，收录了古籍原典646种，是迄今为止首次对隋唐300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是展现隋唐文明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者。在文献上，《隋唐文明》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珍、善本，皆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无缘一睹的传世孤本；内容编排上既考虑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待出齐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和《魏晋南北朝文明》加起来也是100卷，200卷共1亿2000万字，摞起来有十几米高。

文怀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与批评、表现与认知等方面，始终存在着带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文化”和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秉承清朝统治者意志的《四库全书》，就是“奴才文化”的代表，对中国古籍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歪曲、篡改、阉割以至毁灭。基于对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忧虑，文怀沙以耄耋之年发了宏愿，要编辑《四部文明》。

“编书的时候我们很寒酸，没有国家的计划，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当年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而今我们8个老弱病残在做这件事，只因为我发了宏愿。”后来文怀沙终于申请到‘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的投资。编辑初始，因为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怀沙等8位学者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和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合作，白手起家。国家图书馆知道文怀沙他们没有钱，就无条件地把珍善本资料借给编辑委员会。后幸亏文怀沙一位常州的朋友慷慨资助。

翻开这套巨著，仿佛触摸着老人与编撰者拳拳的赤子之心！文怀沙年事已高，主持编辑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丛书还未出版，创立东方美声学的设想也未付诸行动。他只能祈愿时间走得慢一点，趁体力尚可，完成毕生的理想。

文怀沙对自己晚年做的事最满意的有两件：一是编了一套最大的书，二是写了一篇最短的文。他写的最短的文章——《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全文正文仅三个字——“正清和”，注解三十字，即：“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在文怀沙接待客人的“文化沙龙”的墙上，正挂着他书写的“正清和”三个字，他风趣地说：“这是我写的最小的书，三字‘经’”。

近20年来，文怀沙练书法写“正、清、和”三字；每晚念诵着这三个字入眠；晨起第一件事，也必诵“正、清、和”。文怀沙用这三字经，扬清激浊，修身养性：“人生下来总有一天会死，让生命的过程更正一点，更清一点，更和一点，更自在一点，舒展开来。”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