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外的云溪路，树木葱郁，初夏的阳光从浓密的树叶间洒进来，静谧中流露出闲逸的气息。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先生在此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3年时光。在云溪路10号，他给学生授课，熬制中药，争辩，喝酒，直到1983年离世。

　　壹：潜心熬药的浪漫诗人

　　中国现代诗人中，梁宗岱可谓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了。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16岁就被誉为“南国诗人”。1924年夏，梁宗岱远赴欧洲求学，先后结识了文学大师保罗·瓦雷里和罗曼·罗兰，并与他们有密切的交往。28岁时，他受胡适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其后几经辗转，到1956年，梁宗岱到中大西语系任教，1970年，中大西语系划归广州外语（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于是又辗转至白云山西麓的云溪路。

　　在康乐园期间，作为诗人的梁宗岱，以狷狂著称。据其学生、同事黄建华介绍，当时，在中大就有人给他总结出了七十二个“第一”：身体第一，法文第一，太太才艺第一……梁宗岱的身体好，是出了名的，在一年中几乎有近九个月，大家见他都是穿短裤，并且冬天坚持洗冷水澡。不过在文革期间，先生的身体却垮了下来。由于其西学背景加上不羁的性格，他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程度在中大“数一数二”。

　　1944年，梁宗岱一度放弃教职，到广西百色继承祖上的中药材生意。此后他便在教学之外有了一项兴趣更大的工作，熬制中草药。在教授座上梁宗岱没有一本论著问世，倒是地下室的炼药炉火焰熊熊。逢有同事身体不适，梁宗岱会很热情地开上几瓶药，并且效果还不错。

　　1977年梁宗岱在给卞之琳的信中说：“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这在全国教授中可能是唯一的。熟悉梁宗岱的彭燕郊这样解释：“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他似乎有过某种预感，他开始不想再写作、研究、办学而想去从事工业，甚至认为当初不该学文而应该学工。他更加热衷于制药，想通过创造活人济世的良药来填补读书人使命感的落空。”

　　贰：为新诗节奏大打出手

　　梁宗岱潜心熬药，但并不代表他是一个修身养性、不善争辩的人。先后游学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梁宗岱说话直接，不委婉，好争执，他这样的性格在当时的文化界是出了名的。

　　他与美学家朱光潜“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打骂”；他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敬重的李健吾“滥用名词”；他挖苦他的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底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由于他的尖刻犀利，作家沈从文把他的作风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当然，传播最为广泛的是他和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一次“打架风波”。据罗念生回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两位大教授、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排场一定非常有趣。

　　即使在晚年，梁宗岱也是“旧性”不改。教研室老同事在文章中出现纰漏，他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不过，争辩之后，并不妨碍他和对手的交情。曾经大打出手的罗念生与梁宗岱是终生挚友。粉碎“四人帮”后，梁宗岱拖着病体，赶译出歌德《浮士德》上卷，远在北京的罗念生赶紧为他联系出版事宜；梁宗岱在诗歌创作和翻译上相当自负，但晚年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却能听取老朋友的意见。这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中。粉碎“四人帮”后，梁宗岱到北京参加全国四次“文代会”，罗念生教授又最早赶去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