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奉献在大家眼前的这个系列的文章，记录了后来被评为“北京市十杰青年”的北大校友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感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显著成效。我们希望在校的北大学子和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青年校友们，从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尽职尽责，踏实工作，开拓创新，承担起北大学子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遇到问题就推到“体制”身上，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可是张思明说，在自己尽到最大努力之前，最好不要到体制上找原因。

    还是让我们看看他在我们共同置身其中的体制下是怎么做的吧。

张思明

 汉族，共产党员，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副校长
    1985年自学获得北大数学专业毕业证书
    1993年获得首都师大数学系硕士学位
    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当选北京市青年教师“师德之星”
    1997年获北京市“五四奖章”
    1999年获北京市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数学教育的最高奖“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北京市当时最年轻的数学特级教师
    2000年为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200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04年北京市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

中学教师——听起来很普通的一份职业：上课，带班，批改作业，见不着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意气，也难得有科研领域里独占鳌头的风光，有的只是日日和十几岁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摸爬滚打。

然而，张思明在逾三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涯中，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副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并获得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胡楚南优秀教学成果奖。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自身的生命之树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在荣誉与成绩的背后，是他凄婉动人的故事……

命运的考验

小时候的张思明“胆小、恐高、懦弱、盲从而且过于依赖”。为了让孩子变得勇敢、坚强、独立，他的父亲从小就对张思明施以近乎严酷的教育：明知道张思明恐高，故意将他带到台阶高处，撒手不管，只远远地看着，任凭张思明在恐惧中哭个不停；4岁的时候，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看家；7岁时，让他独自一人回老家去；从上小学开始，每逢暑假，每天都让张思明打扫20多户人家合住的大院子……

然而，当张思明还没有足够的心智来理解和认可其父亲的良苦用心，而他也还没有养成应付独立生活的勇气、意志和能力时，父亲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13岁的张思明失去了父亲、失去了生活的依赖。

命运在他稚嫩的生命初期即夺去了他的守护神。自此，他原本并不顽强的生命要独立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失去家庭顶梁柱的母亲，身体垮了；妹妹还小，而且被怀疑患了白血病；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一个十三岁少年的头上。为了家庭，17岁那年，张思明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选择做一名中学教师——尽管这是他当时十分不情愿的职业。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教师的处境和任教的困难，也许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已经难以体会。

起初，他并不是一名好老师，甚至遭到学生的嘲讽。直到现在，张思明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情形。那是一堂历史课，从来没有讲过课的张思明用他那充满了学生腔的语言讲课，学生经常大笑不止。课后，一名女生在她的作业本封面上画了一幅漫画：一只老鼠拿着麦克风在课堂上讲课。漫画下面用一种文革式的口气进行嘲讽：你是哪一个庙里的和尚，自己的经都念不好，还敢来教我们？

天生具有性格缺陷，幼年丧父，家庭贫苦，不得以做出违背意愿的选择，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顺心，青少年时代的张思明真的很不幸。是人生的安排也好，还是命运的捉弄也罢，他别无选择，必须面对现实，面对这一切。

执著的求知之路

学生的迎头一棒，使初为人师的张思明感到，要做一名好老师，还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为此，从1978年开始，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教课之余，自学完成大学数学专业全部课程。

他找来工农兵学员们用过的数学教材和习题，在自学课本之外辅以大量的演算，而这些仍然不够：七八年北京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之后，他成为北大数学系的一名旁听生。班上的正式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二十八岁，年龄大的已过三十，年纪最轻的张思明这一旁听就是两年。当时数学系教师的阵容说起来至今令人向往，如讲授高等代数的，便是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先生。丁先生讲课时从容自信的风度，和其他一些老师一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知道了什么叫做学术功底。而七八级数学系的同学们，也对张思明发生了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原来金质奖章的获得者，又多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从他们身上，年轻的张思明深深感受到了“人才”和“勤奋”的内涵。北大的这种学术氛围，对他无疑起到了感染和熏陶的作用。

旁听的过程中也不乏令人心酸的故事。刚刚经历过文化革命的北大也许遗失了一些当年的优秀传统，张思明便曾被不允许旁听的个别老师从教室轰出来过，但他却从没有因此停下求学的脚步。旁听结束之后，他参加了数学系的全部考试，考试成绩不错，但没有能拿到证书，因为他不是正式招收的学生。命运在这里关上一扇门，但同时也在另一个地方打开了一扇窗。一九八一年，北京开设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张思明马上报名参加。他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八四、八五年参加自学考试答辩时，答辩委员很多便是当年给他上过课的老师，他们的关照令张思明至今记忆犹新。

自1981年起，他开始准备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了找到指定的教材，他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书店和图书馆。没有老师教，他只好一点一点地琢磨，一步一步地体会。

那些年里，张思明是老师，当班主任，又是学生。除了教学外，他还有许多事务需要打理，不停地奔忙于办公室、教室、图书馆、辅导点、以及自学考试考场，没有寒暑假，没有休息日。他同时要带两个班的数学课和课外活动课，每星期十二节，批改三百本作业。自学考试的准备只能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完成。

毕竟工作之余的自学时间太有限了，尽管他非常努力，但在“大学语文”自考上却连续栽了两次跟头，每次都只考了56分。他没有气馁，而是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和更加刻苦的精神面对困难和挫折：他调整了学习方法和时间安排，“每天早晨4：30起床，把不懂的问题记在本上，利用早晨跑步、星期天的一切机会向别人请教。每天晚自习，就和学生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备课、学习；每天早晨锻炼后，就抓紧时间背书、做题”。所有的星期天和寒暑假，他都在北大图书馆三零七教室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度过。至今回忆起来，张思明还对这个位置满怀着感情。他说，当时是因为那篇著名的文章——《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而深受鼓舞。北大的图书馆，就这样留下了年轻张思明深深的脚印。

母亲看着超负荷运转的儿子，忍不住心疼地说：“我求求你能不能不要参加考试了？”但张思明还是倔强地坚持了下来。

在学习和工作之外，张思明还承担着家庭的压力。母亲患有老年忧郁症，每天晚上要儿子陪着才能吃饭、休息，岳母身患重病，妻子是一名医生，经常得加班。张思明每天傍晚六点回家，先给母亲做饭，等她吃完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岳母家做饭，料理家务。只有早上的时间是属于张思明自己的。

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优异的成绩，不仅第三次顺利通过了大学语文自学考试，还在大学数学的考试中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线性代数”96分，“抽象代数”98分，“数学分析”100分。更重要的是，张思明从自学考试中，得到了比知识更加重要的东西——“培养了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明白了做教师需终身学习的道理”。

自学考试的证书上，张思明的编号是002。一般人也许不知道这个号码意味着什么。当时参考自学考试的四百多人中，最后拿到专科证书的有七位，而拿到本科证书的，只有三位。然而，他为了获得这个编号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要这么玩命？

张思明说：人是有惰性的，第一个打倒自己的人，往往就是你自己。因此，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惰性，不断克服，才会有所进步。这些话在漫长的日子里逐渐转化为一种信念，鼓舞着他走过了那些最艰难的时刻。

回忆起自己的生活经历，张思明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觉得人的命运充满着辩证法。如果你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了，你就会退化很多生存能力；如果你遇到厄运，看起来它剥夺了你很多东西，但它无形中又给了你很多。”

数学即生活

在许多人看来，数学不过就是一些冷冰冰的公式、复杂的线条和似乎永无休止的数字与符号。也正是如此，除了应付考试外，数学仿佛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人们很少接触它，更不要说对它感兴趣了。

有一次，张思明在班上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题目只有一道：“数学是什么？”学生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学生的答案令人啼笑皆非：“数学是一些居心叵测的成年人为学生们挖下的陷阱”。还有学生写道：“数学是一些仅仅出现在课本和试卷上的，让某些老师看着学生崴脚而感到窃喜的东西。”

平心而论，这些幽默或者说讽刺性的答案，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如实描绘出了我们今天的中学数学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然而这对于数学教师张思明来说，却令他感到了一阵悲哀：我们的中学数学教学，难道应该是这样的么？

感慨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张思明逐渐摸索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总结出一种“导学探索，自主解决”的教学模式，它的实现形式如下：引导与问题的设置——探索讨论后或分解或化归——自主解决问题——自我评价，练习，小结——求异、探新，延伸问题链——回到第一个环节。

具体到教学实践中，在实行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张思明努力将可以利用数学思维来解决的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转移到课堂之内。比如，他请学生来安排期末考试的座位，用计算机随机函数设计全年级的考场坐次，要求是每个学生都不与同班同学成为邻座；再比如，停车场如何设计能使车位数量最大化，大小西瓜的瓤所占比例哪个更大……有时他会有意识地“误导”学生，让学生回过头来自己找出错误和漏洞，然后解决问题。每年他都会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感受书本之外的广阔天地。在踏青的过程中，他也会引导学生们去丈量山谷里各种形状的大石头的体积，或者利用数学中的分形知识，找出具有“生物全息现象”的植物等等。

张思明认为，我们的数学教学如果忽视了对学生内在动力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广泛的数学能力和全面的数学文化素养的培养，就很难获得成功。他强调，数学教学必须让数学回归生活，让学生了解数学的源和流，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可亲、可用，通过数学教学，使学生养成一种在生活中应用数学去思维的习惯。

为了寻求数学与生活更紧密的关系，展现数学的应用魅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张思明引导学生研究了许多实用性很强的问题，如教育储蓄的收益分析、足球彩票、交通路口的红绿灯、颐和园的桥拱曲线、洗衣机的节水设计、背单词的合理安排、中学生心目中的大学排行榜、邮票面值的合理设计、绿地喷灌的合理设计、“脑白金”风暴与广告投资效益分析、适合汉语拼音输入的键盘设计等等。他还“和学生一起去商店调查、去银行咨询、去工地丈量、再上计算机编程演算，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下了上万字的资料笔记和求解报告”。

在张思明的良苦用心下，数学这门看起来远离生活的学科，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生活魅力，变得既好玩又有用，逐渐为其学生所喜爱。通过不断的实践，张思明找到了引领学生进入数学王国、并体验到增长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乐趣。

有了对数学的兴趣，就不愁学生学不好数学。在他的用心引导下，学生们在应用数学领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6位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新苗特等奖和一等奖，20多篇学生的小论文在《数学通报》、《微型计算机的应用》、《中学生数学》等杂志上发表。于颢、陈明卿同学用一年实践，经过大量调查和测算完成的数学建模论文和程序“住宅小区保安巡逻的程序实现”得到北京市物业管理协会的高度评价，在“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上获一等奖。还有近百篇数学应用的成果在北京市获奖。他本人也在中学数学教学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所开设的中学数学建模和数学课题学习的教学模式在全国中学数学教育界引起轰动。一九九九年，张思明因“中学数学建模和导学探索的教学模式”荣获“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除了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生活化之外，张思明的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他懂得因材施教，懂得根据不同的对象和环境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创造性教师个案研究课题组，在对张思明的教学进行全方位研究之后指出，张思明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学生的特点、自己教学过程的特点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也适合教学对象的方法和途径，创设一个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场”，从而引导学生自由地发挥潜在的创造和创新能力。

教学改革的成功，还源于张思明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思维。对于学术的发展，批判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批判，才有创新，也才有进步。在科学领域，一成不变的思维和行动所导致的是科学的落后。而批判意识却可帮助人们挣脱既有知识系统和思维逻辑的束缚，提出新的观念和构想，从而依赖创新的模式和方法推动科学的发展。

在首都师范大学求学期间，他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去琢磨在面临问题时他人如何提出解决方法。提问题的质量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潜力。而学生从提出很傻的问题到提出很聪明的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有所收获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是短暂，说明学生的成上进步越快。因此，他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培养自主思考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展望未来，张思明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数学教育将会呈现出如下的发展和变化：数学文化素养越来越成为每位公民、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数学教学将从传统的“传授知识”的模式，更多地转到“以激励学习为特征、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模式。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创造、个性发展将受到更多的重视，数学教学将更着重于培养和发展学生广泛的数学能力——能从模糊的实际课题中抽象出相应的数学问题，会选择有效的解决方法。素质教育要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培养学生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要求学生学会设问、学会探索、学会合作。数学教学不再是教师单纯地为学生的付出，而是教师创造性生活的一部分。

教改实践

人们对于应试教育的批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此，从政府到社会，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素质教育运动。然而，在高考的压力下，很少有人能挣脱应试教育的束缚。高唱素质教育的人们，在激动之余，不得不冷静下来面对现实。于是，是不是要坚持素质教育，以及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成了一个持久争论的话题。而承担着启蒙和基础教育的中学教师，无疑直接置身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未来发展，而推广素质教育显然更有利于学生的成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排名，一次又一次的高考成绩，以及与此挂钩的奖金和职称评定。在现实与利益的双重压力下，许多教师不得不继续选择以应试教育为主的填鸭式教学办法。

中学老师们的这种做法，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你不是要提倡素质教育么，那好，先取消高考，以及取消与高考挂钩的评价体系。但在公平压倒一切的情况下，要取消高考谈何容易。既然高考不能取消，那么，其指挥棒的作用就很难被替代。于是，中学教师们回避素质教育就有了正当理由：不是我不做，是我不能做。

高考分数与素质教育是不是就完全对立了呢。作为一名持久奋战在中学讲台的老师，张思明深知应试教育的弊端。他说，在这个各种价值观互相碰撞中的转型期社会里，我们需要培养的人才，是要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有创新精神，或者说是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当今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弊病，就是功利习气太重，把所有的东西都物化成了看得见的题目和分数，这对孩子们的终身发展往往是不利的。四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然而出国交流回来，他们的老师感慨说：我们的孩子除了会做几道题，其余都苍白得很。在当前要改变这一状况，最重要的还是教师的努力。教师们应当反思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方法。

同时，张思明并没有完全否定应试教育。相反，他认为考试分数的高低和学生的久远发展其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目前的教育方式之所以发生诸多弊病，关键在于尚未找准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反而将可能的对立扩大化了。具体而言，在于教育中只用一个或极少数的单一模式或标准来教育和衡量个性差别明显的学生。似乎分数高的学生就一切都好，在中成为宠儿，一切都得到肯定，而考分低的学生很容易受到否定，自信心受到影响。这种以分数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认同标准，不仅不利于成绩不好的学生发挥其个性特长，也不利于成绩好的学生发挥其个性特长。而失去个性特长，个人就很难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学生的个性特长得不到应有的表现与锻炼，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损失和浪费。因此，作为老师所应该做的，是尽量把应试与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相结合。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一辈子的发展负责任，而不仅仅在于考上高等这个瞬间。

负责任的教育者所具有的态度决不是把教育的成败简单地归结为体制或制度的原因。张思明正是尽力地去做到这一点。为了推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结合，他从老师开始入手，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帮助老师改变观念。他带着老师们去考驾照，并用考驾照的情形来比喻教学关系：学车的时候，教练不会给你讲解原理，只在车上贴满了红条，告诉你如何操作，这样教出来的司机，很可能一上路就不行了，因为自己开车时，不但不能贴条，还要随时根据路面情况来决定操作。这就是一种应试教育，学到的是对付考试的东西，而不是能力。而在学车时亲身体会到的教练的痛斥，也让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注意调整对待学生的态度。

具体到教学过程中，张思明所关注的，并不是考试的分数，而是怎样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自学的能力。比如，他从来不允许学生这样问问题：“老师，这道题该怎么做？”他要求学生在提问之前，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哪怕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而在学生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过程中，往往会自己发现漏洞，或者是正确的解答方式，也就是说，问题已经通过他自己获得了解决。这就锻炼了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思维习惯，而不至于发生对于老师的依赖性。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张思明清楚地知道，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考试成绩也许将依然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但他评价学生，从来不是简单地只看分数和名次，而是习惯于将“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结合起来评价。所谓“绝对评价”，指的是卷面上直观的分数和名次；而“相对评价”，则是指该生相对于以往成绩的发展情况，是进步还是退步。这样纵向地考察，就使得对于分数所体现的内容把握得更加准确和深刻。

在每次考试之后，张思明并不是单纯地公布学生成绩和名次，他公布的是学生的相对分数（Z分数）和全年级该科考试的均值和方差，然后，他再把成绩分布的基本原理（比如正态分布、抽样分布估计）告诉学生，让他们根据所给的Z分数计算出自己在年级中的相对水平和进、退步幅度，教会他们成绩自我管理的知识和策略。这不仅使分数较低的学生自尊不受到伤害，得到鼓励，也教会学生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考试成绩。

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张思明正赶上带高三。两个月不能上课，结果，他们班却出了北京市的高考状元。虽然这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但这恰恰表明了张思明式的教学方式的成功：学生的学习并不依赖于老师的鞭策，而是有着充分的学习自觉性和足够的自学能力。这一优势，在离开了老师讲授的课堂之后，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张思明带出来的学生往往有别于我们经常深恶痛绝的“高分低能儿”。他班上曾经有一名学生，因为高考时发高烧，结果只考取了山西的一所普通大学。但他在大学里表现非常优秀，考取了哈工大的硕士，毕业后工作也很出色。这样的例子恰恰证实了张思明的追求：他希望学生在中学所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不论将来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辛勤教育能结出甜美的果实，那么，一个满怀希望与梦想的教育工作者就不会机械地等待所期待的体制出现，而是积极行动起来，以负责任和追求卓越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为学生的发展尽最大努力，正如张思明所说的那样：作为教师，不能等到评价标准完全改变之后再改变教学方式，教师应该走在体制改革的前面。教师、、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学生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

现实生活中，人们美好的期盼与愿望经常难以实现。制度、环境、出身甚至长相都有可能使人们梦想落空。是的，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功而言，环境和条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生活的环境永远也不是完美的，总会存在缺点和不足。正是这些不足，个人的主观努力才显得更加重要，个人也才更有机会展现其智慧和才华。面对各种不利条件，有人推卸责任，抱怨条件和环境的恶劣，有人则积极进取，勇敢地创造人生。而后者，往往成为生活的强者。

超出数学

有一件事情一直令张思明刻骨铭心。一次，年仅十三岁的张思明推着他家的自行车到商行去卖。车行的人问他，为什么要卖车，他说妈妈生病了，想把这辆车卖掉换钱买药。车行的人问他想要多少钱，他说七十块就行。商行的人听了之后对他说，我们给你九十块。

在那个年代，二十元够他们一家生活一个月的了。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张思明的心，令他终生难忘。

而当年在父亲出事、母亲带着张思明和妹妹回到北京之后，母亲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将丈夫生前收藏的两大架书籍，全数捐给了北大中文系。那些藏书在当时，是家里唯一的“财产”。年少的张思明心里对母亲的做法有些不解，但后来他理解了：母亲深深知道那些书是父亲的生命所系，捐给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也许是它们最好的归宿。虽然当时的中文系，曾经连父亲的抚恤金都忘了按时发放，但是，还是有更多的老师和善良的人，给予了年轻的张思明默默的关怀和帮助。

在艰苦度日的岁月中，作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张思明当然尝尽了人间辛酸。但同时，那些在艰难时刻里所感受到的关爱，一直温暖着张思明的心。而成长起来的他，则用更多的爱，来回报社会，回报给他的学生们。

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张思明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班主任；不仅仅是费尽心思把课教好，还要时刻关注着班上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他并不是机械地在履行这些职责，而是用一颗充满爱与关怀的心来践行。用他自己的话说：用心与用力不一样，用心就要把教育工作看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想着它、念着它、琢磨它、感悟它、享受它。他对学生付出的，是一种深深的、不图回报的爱。

他班上曾经有过一位手臂有残疾的女学生。她不仅学习上不甘落后，甚至在班上组织的割草劳动中，她也努力和别人割得一样好。张思明一直注视着这一切。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来信，是一位边防前线的战士，向他诉说生活的枯燥和没有意义。张思明将信交给这位女学生，请她来回信，他说：“你最有资格”。女学生给那名战士写了很多信。毕业多年之后，她给张思明来信说：那是今生对她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她说老师教给她的，是一种信念。

这件事或许可以说明张思明关心学生的独到方式。他说，廉价的爱，是要什么给什么。而对教师来说，真正的爱，是要对每一名学生进行观察和关注，当发现他们需要温暖的时候，不是直接给他送去温暖，而是给他一把柴刀，并且说，你自己去打柴，不会打，我告诉你。然后，远远地看着他，如果他不能划着火柴，那么再去告诉他该怎么点着。绝对不要代替他去做任何事情。生命的火焰，要靠他自己去点燃。这样的爱才是对学生的真正的爱，对他们的一生负责的爱。

的确，张思明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学生在当下所需要的鼓励和安慰，更在于培养学生一种能力，一种信念，一种精神。这些品质将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遭遇困境的时候，也能够顺利地走出。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学生们作为他的学生时的这一段青春，而是他们的一生。

张思明的眼光仍不止于此。他对学生们谈国家，谈民族，谈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数学课堂上，他也能抓住机会，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为学生列出这样一个等式：“一群优秀的教师＋一群优秀的学生＝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一名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在旁听完张思明的一节数学课后，改变了留在国外做研究的想法，决定出国深造后再回来，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

而谈到我们的大学生，张思明说，如今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能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大学生们担负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更加重大。如果大学生中有愿意参与教育工作的人，他希望能发展出更多的好的教育家来。

历经风雨，却始终抱有感恩的情怀，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祖国的忠诚。在日本留学期间，下关条约的签订地深深地刺痛了着张思明，他用镜头拍下了那伤感的一幕：李鸿章路连通到一片红墙琉璃瓦的中国式建筑，门上的牌子写着：“日本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下关条约国家纪念公园”。“我们的耻辱是人家的国家纪念地，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它使我坚定了自己做好基础教育工作的决心，要从我们的手里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接班人，用实力来塑造我们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尊严”。1991年4月，在日本冈山大学以优异成绩完成研修学业后，作为留学生代表的张思明被挑选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今天我能在这里以优秀成绩完成我的学业，支撑我的有学生们的期待，有母校的期盼，有一种责任——让一个曾被人家看不起的民族真正从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手里站起来……”。

他说，做基础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德艺双馨。不仅要懂得怎么爱学生，专业素质也是一位教师进步的保证。不论是哪一条理的老师，都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心和智慧去做。同样，即使没有成为教师，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比如清洁工人，也应该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出不平凡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这个社会将多么美好。而我们做教育的，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劳动者，不管有没有大学文凭，都是真正的人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成长的过程是需要爱、尊重与理解的过程。老师创造机会给学生更多这样的人生体验，是远比授业解惑更难也更重要的事情。”“师德，是教师素质的灵魂；师爱，又是师德的灵魂。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迹的爱，我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张思明如是说。

他每年都会收到已经毕业的学生们的来信，那些文字中满满洋溢着回忆的温馨与深情的感激。这，或许就是最令他感到欣慰的。

说起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张思明很平静，他说，教师不应当仅仅被看作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里一样有喜怒哀乐，教师不仅仅是在奉献，也还在享受和创造着，工作中的酸甜苦辣，都成了生活中调剂味道的材料。是的，教育首先是一种值得过的、有味的生活，比起过多的强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这可能是一种态度更自然、意味更深广的境界。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天的张思明，虽然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荣誉和掌声，然而他的求知之路却仍在延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前有种说法是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但这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应该拥有一眼泉，一眼能够不断吐故纳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泉。所以，只有不断地开凿和发掘新知识、新境界，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

作为教师，张思明强调要“应该是不断地被学生超出，又不断地超出自己”。而他的一生，也正是不断超出自我的历程。朴实、亲切、淡泊、真诚的张思明，以他不屈不挠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克服了人生道路上的不幸和障碍，不断地超出性格、超出命运、超出屈辱、超出失败、超出环境、甚至超出责任感，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为社会为国家奉献了才华与智慧。他不断超出的人生实践，向我们展现了难能可贵的人性的光辉，比所有荣誉的光环都更明亮。

参考资料
《张思明：学无止境，教无尽头》，千龙网。
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6/08/01/2601@3341430.htm
马朝宏：《尽我所能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访北大附中副校长、数学特级教师张思明》，《中国教师报》，2004年12月13日。
杜  丁：《给学生一把打柴的刀—访特级教师张思明》，《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9月10日。
潘  波：《张思明：用心做教育》，《华西都市报》，2006年7月13日。
温红彦：《师爱无痕—与全国模范教师张思明的心灵对白》，《人民日报》第十三版，2004年9月16日。
雷  玲：《淡然坚韧仁爱思辨 解读优秀教师张思明》，《现代教育报》。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