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从神学、政治学框架中剥离以后，曾长时期低迷，与大众隔膜很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青年学者发出了“史学危机”的警告。近年来，《正说清朝十二帝》《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等历史图书相继畅销，但也引发不少争论。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是八十年代呐喊“史学危机”的第一人，他复活历史的探索，对如何理解历史研究、写作和阅读具有启发意义。

采访人：徐卫东 受访人：李开元

【教育/工作】

·能否谈一下您的教育背景？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故乡成都度过的。我当时喜欢的是数学和物理,志向是作理论物理学家,心中的偶像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文革失学,我坚持自学数学,从高中课程一直学到微积分。上山下乡运动来了,继续上学的希望完全破灭,苦闷之余,大量阅读文史哲的书,和人文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77年恢复高考,最初准备考理科。考试前不得不出差到沈阳,心急火燎,不耐东北严寒大病一场,被送到北京再回成都,结果是没有参加77年的考试。78年参加高考,考虑到年龄对于考理科的不利,改考文科,结果如愿考上北大历史系,作了文革后北大中国史专业的第一届学生。

82年毕业后,我留校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给田余庆先生当助教,辅助田先生教学。承蒙先生厚爱,也在先生的秦汉史专题课里插上一节。同时,开始给北大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上通史大课,学生遍及文理科和留学生。

86年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国费奖学金,自费公派出国,在信州大学读完硕士,指导老师是东京大学退休过来的田中正俊先生。89年考入东京大学,指导老师是尾形勇先生,同时,得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重镇,东京学派的掌门人西嶋定生先生的直接指导。当时, 西嶋先生已经从东京大学退休,在我现在所服务的就实大学任教。91年10月,西嶋先生生病,来电话要我为他代课。92年3月,西嶋先生从就实大学退休,我就接任了他的教席，一直到今天。

·听说您跟阎步克、李零等先生是北大同学，请谈一谈同学往事？

我与阎步克先生同班,都是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82年毕业后,我先留校给田余庆先生当助教,后来又读田先生的在职研究生；阎步克一直读田先生的研究生,我们同门共事一直到我出国以后。

李零先生是从社科院历史所到北大中文系的。我与李零先生相识大概是在85年。当时,受到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的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感到历史学必须改革创新,开始酝酿新史学运动,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我记得是李零来找的我,还有师大的刘北辰(现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人大的高王凌等,后来我又去把阎步克叫上,开始串连活动,写文章,到高校讲演,准备出书。这次活动,得到《历史研究》、《文史知识》等媒体的支持而有了声势。不久,受到出国浪潮的冲击,大家星散世界各国,新史学运动中途夭折。

当时的新史学运动有一句比较激烈的概括,叫作“史学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我。后来有朋友对我说,80年代的新史学运动是失败了。我觉得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也许,当时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

·您在日本留学、工作，经历与阎、李诸先生多有不同，您觉得这样的经历意义何在？

我是在1986年底出国到日本的,至今已经20年了。20年国外经历的意义,一言难尽。眼下最能感受到的意义,就是我自己边缘化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是自放于学术主流之外。这种景况,给了我相对的自由, 可以避开大道的毂击肩摩、红绿规矩,得以独行于乡间小路,随心采摘一两枝野放的花草。没有这种景况,我也许不会写出《复活的历史》。

【读书/写作】

·您喜欢读哪些书？为什么喜欢？

我喜欢广泛地阅读。文史哲不用说了,我也喜欢浏览经济书和科普书,对这些很有兴趣,都是说来话长的事。今天还是只谈历史书吧。

我喜欢《史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已经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了。我手边的一部《史记》,已经是封面脱落,断线掉页,可以说是读破了。《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不久前,我为写《复活的历史》重读《史记》,获得“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的感悟。这种感悟,激发了我作复活型历史叙述的新测验考试。

我也喜欢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不久以前,我为写《复活的历史》重温《万历十五年》,仔细体味之下,感悟到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这种感悟,也成了我测验考试复活型历史叙述的动力。我个人以为, 《万历十五年》,是当代史学中一朵光彩异放的奇葩,黄先生用一种崭新的文体,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开启了一代新风。《万历十五年》已经成为一部史学经典著作,其影响将久远地持续下去。

在当今史学家的论著中,我最喜欢的是田余庆先生的著作。他有两篇论文,一篇是《说张楚》,一篇是《论轮台诏》,堪称当代史学的经典论文,不但百读不厌,而且越读越有味道。这两篇论文,我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仍然是回味无穷。那种无穷的回味,不仅是内容上的,而且是风格、形式和方法上的。由于造化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先生的史学著作作恰当的概括,我眼下只能暂且称其为艺术性史学。

再补充一点,我喜欢侦探推理,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从小就活在我心中。进入史学之门以来,我经常感叹,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烛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曾经撰文谈过乾嘉考证学与侦探推理间的关联,我读田先生的文章,那种索隐勾沉的功夫趣味,比读推理小说更过瘾。

[按：李教授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后记中提及的书目包括司马迁《史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法布尔《昆虫记》、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您喜欢历史吗？您觉得，历史对于我们，有何意义？

我喜欢历史,正如人只有借助于镜子才能看见自己的容颜,当代只有借助于历史才能认清现实。在缺少宗教信仰的东亚,历史更是心灵回归的祖地。我心中的历史是大历史,就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我心中的历史学是大历史学,是多条理多种表现形式的历史学。

·您为什么要写“复活的历史”？

也是说来话长的事, 一句话,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现历史的新形式,复活的历史,就是寻觅的结果。我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的后记里有一段叙述,表达了我的追求过程,其文如下: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系,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于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出,无法用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于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久长苦痛之余,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我所找到的新形式,我称为复活型历史叙述。就眼下所能想到的而言,至少包括了以下的内容:

一,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追求思想、文学和历史的综合价值。

二,心理体验的运用和当代意识的参与,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

三,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四,亲临实地的现场考察,走进历史的文物追踪,设身处地的临场想像。

五,叙述和研究互为表里, 同时并举,相辅相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是范式和师法。

六, 在编年和纪事本末的结合体中插入人物、事情、典章、遗迹、感慨等特写,系列动态地推动历史连续性地前行。

·这是您的第几本书？您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们有何异同？

应该说,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第一本书是《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那是我的博士论文,典型的问题研究论著。第二本是一部尚未刊行的书,暂定名为《历史学的镜像》,是随笔体的史学理论著作,是我对历史学的一次完全的反思。第三本就是《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是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称其为复活型历史叙述。以上三本书,我自称为“史学三书”,以此形成研究·理论·叙述的学术布局。或许,将来还会增添一种历史推理型的著作。

·您在书中提到复活历史，需要心灵的体察加上智力的推想。可否理解为其中加入了推理和想像？

应该这样理解。历史学需要推理和想像。在历史学的方法论上,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句:合理推想,临场想像。我这样补充的根据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田先生两篇论文对我的启示。

·这种推理与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有何异同？这种想象跟文学上的想象又有什么区别？

从思维的形式上讲,不同领域中的推理都是类通的。历史学,特别是历史考证,其基本思路就是推理,与侦探小说的推理是相同的,都是基于已经发生了的事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追究事件的原貌和真相。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仅仅在于有无虚构而已。历史推理必须基于史实展开；侦探小说的推理可以基于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展开。

同样,从思维的形式上讲,不同领域中的想像也都是类通的。想像的基础,是人性、人情和人类理解能力的相通,可以贯通古今中外。小说的想像,可以虚构人物和事件；历史的想像,不能虚构,而只能在史实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二者的不同。

打个比喻说,历史学的推理和想像,是在笼中自由翻飞的鸟, 这个笼子,就是史实。飞出这个笼子,就进入虚构,就是小说和戏说了。所以说, 历史学的推理,是在史实范围内的合理推想；历史学的想像,是设身处地的临场想像。

·日本的推理小说对您有影响吗？

有。不过,相对于日本的社会推理小说而言,我更喜欢英国的侦探小说,特别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我喜欢比较纯粹的推理,不喜欢枝叶和花絮太多。

【生活】

·谈谈您的业余爱好？

读书、旅行和网球。

·您为什么喜欢旅行？

因为人生就是旅行。我喜欢背负行囊,手持地图,走进历史现场。

·在您的一生中，最自豪的收获是什么？

最自豪的收获之一是失学多年之后考入北大,这改变了我的人生。另一最自豪的收获就是写成《复活的历史》,找到了一条表现历史的新路,解放了我的心灵,成就了我的文化回归。

·您在日本旅居多年，谈谈您对中日两国的观感？

汉字文化和古典中国是现代中国和日本(当然也包括韩国、北朝鲜和越南等东亚地区)共同的精神家园,近代史上的不幸往事,只是久远友好历史中短暂的迷乱。

现在,中国和日本都在重新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只要看看欧洲的历史,我们就会坚信,中国和日本必须和解,也能够和解,将在一个广大的共同利益的未来框架内友好共处。

【小资料】

八十年代新史学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不满史学领域僵化、教条的研究现状，提出史学变革的要求，从而引发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史学大讨论，讨论范围涉及史学方法论、史学功能、史学人才建设等方面。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的结果就是1987年《史学理论》杂志的创刊。这场大讨论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将史学研究从“影射史学”、“御用史学”的怪圈中解放出来，也促进了一大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使之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李开元与新史学运动：

李开元是这场讨论中提出“史学危机”这一概括的第一人。“史学危机”的提法，有力推动了讨论走向深入，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并参与进来。李开元认为，“史学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化旧史学的没落，但危机里却孕育着新史学的转机。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学者之一，独创性地提出了历史学的条理模式理论，提倡多元化的新史学观念。他的著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和《复活的历史》均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创新性历史作品。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