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众多学生的命运，作为教师的赵丕杰，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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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丕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早年在北京市教育局从事教育行政工作，1977年高考恢复时参与高考阅卷。

小旅馆里批改高考作文

“文革”期间，我作为北京市直属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延庆县劳动。1973年留在延庆县永宁中学（也叫延庆三中）教语文。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市的考试时间是12月10号至12号。根据北京市招生办公室的安排，延庆县派了一批语文老师到北京参加高考阅卷。高考结束没几天，我就作为延庆县阅卷组的副领队，同二十多位语文老师一起来到市内，住进了和平里的一个小旅馆。

我们二十几个男老师住在一个比现在学生宿舍还大的大屋子里，我睡上铺。吃饭就是吃食堂，大家拿着碗筷去打饭。

在阅卷老师的队伍中，有部分高校的教师，但多数是中学老师。这个阅卷点共分八个大组，每个大组下面又分四个小组。我们这个大组的组长叫查良珍，是北京教育的老师。

我是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

我们小组阅卷的屋子设在女老师的宿舍。这是一个较小的房间，放了四张上下两层的床。阅卷的时候，每张床前面放一张课桌，两个阅卷老师一起看一份试卷，两人商量着给分。同我合作的是54中一位姓卓的女老师。由于房间里转不开身，又没有更多的房间，有几个老师就在楼道里工作。

高考语文阅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知识，一部分是作文。我所在的组判作文卷。

当年的高考是各省市自己命题，北京市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作文按照满分100分来判，然后由专人乘以百分比计算总分。

当时各个评卷组都花了很多时间开会研究评分标准，统一认识。在评阅过程中，有时一篇作文也要大家反复讨论。我在看别的老师评过的试卷时，发现明显不合理的地方也经常集中大家一起讨论。记得有一篇作文，评卷老师给了48分，最后大家一讨论，变成了84分。经过这样多次讨论，大家对评分标准的掌握就比较一致了。因为大家都非常认真，最后评分的结果还是比较公正的。

首次出版高考优秀作文集

我在高考阅卷时发现一些优秀的作文，非常兴奋，就用业余时间把它们抄写下来，准备日后作为范文向学生讲解。没有想到的是，许多老师和我一样也把看过的好作文抄了下来。

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大家抄写的作文集中起来，经过筛选结集出版，作为指导高中学生作文的一个范本，岂不更好？

因为北京教育是负责北京市中学教师进修的，高考阅卷结束以后，我立即向该院中文系主任刘全利先生提出这个建议。教育同意了我的建议，从北京市找了五个人（包括我在内）具体操作此事，同时联系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的北京出版社），他们也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寒假期间，我们五个人就住进了北京教育招待所，开始编书。

不久，这本书就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就叫做《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署名是“北京市教材编写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编写小组”，前言就是刘全利先生写的。这本书出来后影响很大，很多学生和准备参加高考的人都买了。尽管这一类的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铺天盖地，但在1978年还是罕见的。

后来，我调到北京师范分院任教。有一天，一位名叫张伯华的学生来找我。他说，赵老师，您是不是编了一本《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书？我说是，他说，这里面有一篇反映小清河畔劳动生活的作文就是我写的。因此，我惟一知道的25篇作文中的作者就是张伯华。

恢复高考使我走上大学讲台

在编选《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过程中，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引起了本书责任编辑张政（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和组织者刘全利的注意。张政向北京人民出版社推荐，刘全利向北京教育反映，结果两家单位都想调我，但没有调成。正当我以为短时间内难以调回市内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中学教师变成了大学教师。

1977年的考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高中毕业生，以1947年出生的居多，大部分人已经快30岁了。据说，当时教育部某负责人给招生办下了一个指示，让他们尽量录取年纪小的学生，更有利于将来的发展。这样，就导致一批岁数比较大，但考分比较高的学生未被录取。当年高考的满分是400分，而一些未被录取的大龄考生考分竟在320分以上。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一些考了高分却没被录取的学生就包围了这位负责人的汽车，质问该负责人“为什么不录取我们”。新建一所大学要报教育部批准，肯定赶不上这次招生。北京师范分院便应运而生，从年龄较大、考分较高、且有一定实践经验的1966、1967届高中毕业的考生中补招了577名学生。这场风波也因此平息。1978年5月份，师院分院开学，用的是白广路17号原来宣武师范的校址。

因为师院分院是北京市委组建的，它要调我去做教师，延庆县教育局就不好不放我走了。1978年下半年，我被调入师院分院。

1977年阅卷没过几个月，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我再次作为延庆县的教师参加了高考阅卷。我调到师院分院以后，每年高考系里也都要抽调几位老师去阅卷，但是去的都是比我年轻的教师，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高考阅卷了。（口述：赵丕杰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摄影：本报记者 王嘉宁）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