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北大。从小孩到长大成人，是北大改变了我。我是在北大校园深处，从气氛、环境、群体中，学到了方法———主要是动脑的而不是动手的。我今天走上这条路，其实使用的还是里的东西，不过是思维方法得到了升华和延续。 ——英达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英达上了北京七十二中。在高中阶段，英达度过了紧张、充实、快乐和初恋的时光。多年后，成名后的英达回到了这个曾充满梦想的地方，但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当年的教室已经夷为平地，变成了北京二中的一个操场。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是经常相逢在梦中。英达告诉记者：“现在我经常做梦，面对试卷，我只写了英达两个字，其他都不会，当时那个焦急呀，不断地往四周看。也奇怪，后来我成绩好了，全是人家抄我，可这样的梦，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1979年，十九岁的英达考入北大心理系。其实，在当时英达可以有很多选择，如可以考美院、考北外、考中戏，但都没有考。因为父母干了一辈子文艺，吃了一辈子哑巴亏，遭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浩劫，当了半辈子的“文艺黑线人物”，他们不希望英达再从事演艺这“高危”职业，而选择更稳妥、更实际的职业，希望英达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英达自己当时的想法呢：“当时我跟小伙伴们逞能，说我不仅会画画、外语好，还能学好物理化学。”

但父母的艺术基因，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英达的血液里。作为著名演员的孩子，同学、老师等周围人自然而然认为英达有演艺方面的特长，有关演出的事总是要找到英达。虽然英达能躲则躲，但最终还是没能躲开。英达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冥冥中有什么东西使英达身不由己、血液沸腾，这躁动挥之不去，拂去还来，这东西就是表演艺术。心理学专业课，英达总是感到枯燥、乏味，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来。而一遇到如文艺会演、业余社团呀，英达就兴奋不已。

终于在这里，英达作出了生平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我要搞戏剧。于是他创建了北大剧社，自任社长，他把这个剧社搞得红红火火。四年之后，英达把这个社长传给了堂弟英壮。

1983年，英达毕业了，但是英达的身上已经被打上了一个重要烙印：“北大制造”。二十多年来，无论拍片、演戏有多忙，他总要专门抽出时间参加北大剧社的活动，关心剧社的成长，甚至亲自为他们导戏，这也是他的兴趣和愿望所在。英达希望从大学生中发现一些演艺人才，从而提高中国戏剧演员的整体素质。因为目前中国的喜剧演员匮乏，尤其是女演员，优秀者屈指可数。

英达与北大剧社的密切关系，不仅使北大剧社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而且也为英氏影视艺术公司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英达说：“我经常在北大剧社的历届毕业生中‘选’，以壮大我们的公司。如剧作家白志龙是北大中文系89级，王小京（著名导演王扶林之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梁左是中文系77级的，太太梁欢是中文系88级的，英壮是物理系82级的。我们英氏堪称北大班底。”

记者请英达总结一下他的“北大情结”。他说：“直到现在，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北大。从小孩到长大成人，是北大改变了我。我是在北大校园深处，从气氛、环境、群体中，学到了方法———主要是动脑的而不是动手的。我今天走上这条路，其实使用的还是里的东西，不过是思维方法得到了升华和延续。”

英达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东城师范教心理学，从1983年到1984年底，英达当了一年半的心理学老师。英达说：“我觉得自己挺适合教书的，虽然周围许多人告诉我要上进，不应该在师范教书，浪费自己的才能。师范女孩子比较多，男孩子比较少，功课不重，一个学期之后，连课都不用备，就直接去上课。其他课还存在一些老教师评价你教得怎么样的问题，心理学就我这么一个老师，我教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我几乎是最早一届的心理学老师。没有教具、挂图，我就自己做。我这种人上课，会不生动吗？上课就是‘脱口秀’，笑声不断，功课有意安排不太难，试题是我出的，分也是我判的，大家皆大欢喜。”

但英达血液里的艺术细胞却不断地冲撞、跳跃着，使英达作出了第二次重大选择。1985年，英达离开了，远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深造。英达学的是导演专业，但不少时间学的是端盘子技巧，和别的留学生一样，英达也得在餐馆里端盘子、洗碗，甚至还当过餐馆经理。英达端盘子很有技巧，一个四人桌所有的餐具他都能一次端走，一只手端所有的盘子，另一只手还抓四个杯子。后来，英达把这些经历拍成了著名的情景喜剧《中国餐馆》。其中比如杨立新演那个领班，一人能将满桌盘子端走，那绝技是英达教他的。 文章摘自《中国影视明星档案》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