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沐浴西南联大的一代学风，作文受沈从文的教益。

●他师从姚从吾和邵循正，奠定一生严谨学风。

●他是蒙元史专家，学术成果斐然，培养学生无数。

方龄贵小传

方龄贵，1918年生，吉林前郭人。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2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6年获硕士学位。曾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长。著有《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元史丛考》等。

云南师范大园中依然可见西南联合大学的旧迹。穿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道旁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李公朴先生之墓相依为伴。树荫处，是冯友兰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中有句：“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从20岁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方龄贵先生就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现在，他依然生活在云南师范大学简朴的教师楼里，每天读书写作，甚少下楼。书房里堆着众多书刊，蒙元史的资料尤其多。不久前，他还发表蒙元史的研究文章。

方龄贵精神抖擞，讲话中气十足，听力却不大好，需靠书面交流。一说起西南联大，他谈兴甚浓。我提起何兆武的《上学记》和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文章，他说：“何兆武、汪曾祺都是我的老朋友。何兆武每次到昆明来，都到我这儿来。汪曾祺和我都是沈从文门下的师兄弟，我搞文艺的时候跟汪曾祺来往比较多，后来他搞文，我搞史，就不是同行了。”

在昆明生活了60多年，方龄贵觉得云南实际上已是他的第一故乡了。他回忆，1961年到北京拜望恩师邵循正，邵先生想调他赴京协助校订《元朝秘史》，不料事与愿违，商调函来了几次，不肯放人。“文革”一来，此事更无从谈起，邵先生亦过世，至今引为终天之恨。

方龄贵在昆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培养学生无数。他自许：“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

方龄贵谈到动情时，不禁咳嗽了一会，又兴致勃勃地想谈西南联大旧事。方龄贵的儿子方铁是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热情地送了几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闲谈中，他告诉我们：姐姐方慧、弟弟方钢均受父母书香沐浴，现在也都是大学教授。

“这就是那个到边城找翠翠的人”

1918年，方龄贵在吉林省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1935年初进关到北平，考入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后随校迁往南京板桥镇。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往湖南湘乡县永丰镇，1938年毕业，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等不及发榜，和另外5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

南方都市报：1938年，你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大历史系后，和同学从长沙徒步到重庆46天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方龄贵：我中学在湖南毕业，所以考大学是在长沙考的，当时报考了西南联大历史系，但是在等发榜的时候，长沙危急，日本兵已经打到岳阳。我们6个同班同学，跟我最好的同学是苗力田，他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研究希腊哲学，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在我们同学中年龄比较大，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从长沙到重庆走了46天。在我们从常德奔桃源的路上，遇到一个烂眼边的人，自称是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眼睛中了敌人的毒气，想回沅陵，却缺少路费，说得可怜巴巴的。我们动了怜悯之心，答应帮他一路到沅陵，和我们同吃同住。他感激不尽，表示过意不去，主动提出愿意替我们挑行李作为回报。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就把6床被子分作两头给他挑着，他匆匆走在前面。哪知傍晚赶到前面约好住宿的鸡毛小店时，此人竟不见踪影。大家才醒悟过来，原来遇上了骗子，不免有些懊丧。苗力田安慰大家说：“经一事，长一智，以后不要上当就是了。况且行李也是身外之物，这也减轻了我们一些负担。”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坦然了。从此我们就每人背着一个包袱，扁担也不要了。沅陵是沅水流域一个有名的码头，山清水秀，是沈从文先生笔下一个重要题材，他的小说《边城》写的就是沅陵一带的故事。《边城》的女主人公翠翠给我印象很深，我特别到江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翠翠。(笑)

我们还遇到一股土匪，那是在川东黔江县一个叫马槽口的地方，是一条小路通往公路的地方。当我们在小路旁的茶社喝茶时，老板娘惊惊慌慌劝我们赶快上路。在我们从小路踏上公路时，见到公路上有工人在修路，以为没事。没料到突然从山坳里窜出三四条中年汉子，其中一人背着大枪，其余的手持斧头砍刀，他们以“检查”为名，对我们逐个搜身。当他们正举起枪刀，威胁我们转入山坳准备洗劫时，忽然对面有汽车开过的声响，他们慌慌张张，抢了我们一个同学的包袱，就往山坳里逃去。汽车停了下来，我们在惊慌之余，不知所措，有人主张乘汽车回县城。苗力田不同意，他说乘汽车回黔江，改日还得走这条路，还要挨抢，索性不如继续上路，走一程，算一程。大家认为这话有理，就拔腿又往前行了。

南方都市报：你到了重庆后，要到昆明西南联大的路费怎么解决？

方龄贵：我们那时候是穷学生，好在那时候物价比较便宜，我们在路上住鸡毛小店，一毛钱连吃带住就解决了。到了重庆以后，已经知道我考取西南联大了，当时路费成问题，我就向我的老师同学借，他们帮助了我一点路费，我才到的昆明。

南方都市报：进入西南联大后，感觉当时的学风如何？

方龄贵：当时西南联大的学风就是校训所标榜的“刚毅坚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他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的儿子也在生物系，但是有一次，他儿子参加年度考试，结果给他的一个不及格，让他补考，我觉得这很不容易。联大的学风就是这样，非常严谨、认真。当时生活上各方面的确很困难，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同学也是生活很苦。我们当时都是穿着长衫，有一个中文系的同学，穿长衫到一个女子中学去兼课。女孩子对年轻的男老师非常注意，从头看到脚，这个男同学当时没有穿袜子，一时情急智生，把腰弯下去，把脚遮住。他回来一讲，我们都哈哈大笑。这个人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当教授。生活很艰苦，但是上课是很认真的。当时上课在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日本飞机一来，我们就从后门跑到山上，但是都还带着书，教授也跟我们一起跑警报，有时候课没有上完，教授就让同学集聚起来，在跑警报的地方上课。

南方都市报：在西南联大时怎么认识了沈从文先生？

方龄贵：我在中学的时候，不用学费，但是零用钱还是没有，我的作文比较好，那时候就开始投稿给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拿稿费来支持生活。我第一篇文章的稿费是三毛钱，(笑)后来就多了，生活费就够了。我的中学老师给我介绍一本书，是沈从文写的《边城》，我写文章受沈从文的影响很大。到了昆明以后，我继续写稿，很喜欢文艺。正好沈从文也在昆明。实际上，沈从文后来跟我讲，那都是设想，并不是真有其人。

萧乾是《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编辑，我给他投过稿，这篇文章叫《雪夜》，得了十块稿费，后来我就认识他了，经常在《文艺》上发表文章。我到了联大以后，他有一次到昆明来组稿，请客吃饭，到昆明一个有名的云南菜馆子叫东月楼。萧乾也请了沈从文，就介绍我给沈从文，他说：“这就是那个想到边城找翠翠的人。”(大笑)沈从文听了，哈哈大笑，因为他明知没有翠翠这个人。这本来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但是沈先生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就对我说，可以经常到他家坐一坐。从此我就拜他为师，后来我在重庆《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写的文章，都是先经他过目修改，由他寄出去发表的。

南方都市报：刚进西南联大时，你的主要兴趣是文艺，后来才转到史学研究上？

方龄贵：我考西南联大历史系，主要是想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因为我崇拜的作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出身的，我想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培养作家的，实际上不是。所以我在大学的头两年参加了一个叫做南荒社的文艺社团，这时候主要搞文艺。后来在联大历史系里，姚从吾讲辽金元史、邵循正讲元史，这些都发源在东北，我的老家就是在东北，所以我听起来很感兴趣，后来我就改了行，不搞文艺了。

“姚从吾、邵循正两位先生分工教我”

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方龄贵选修了姚从吾主讲的辽金元史和邵循正主讲的元史，决心专攻蒙元史。1942年秋本科毕业，接着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南方都市报：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中，有哪些名师让你印象深刻？

方龄贵：当时同学们称雷海宗先生：“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给我印象最深。另外一个老师是向达，他是湘西土家族人，学问是非常广博、严谨。姚从吾和邵循正都是世界知名的蒙古史专家。这两位先生都是受考据和汉学的影响，后来他们是我的导师，我写的文章因而也都受考据和汉学的影响，我出的书基本上不出这个范畴。这两位先生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朴素、诚恳，诲人不倦，可以说，两位都是一代名师。投在这两位先生门下，我觉得是我的幸运。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对蒙元史发生了兴趣？

方龄贵：我的母亲是蒙古族人，有血统关系。沈从文先生不但为我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我阅读，其中有一本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我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先生借书给我时，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我读了此书，为书中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早年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

后来指引我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的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按照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我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我家乡的历史。其中元史部分和后来加选的由邵循正主讲的元史，由于在我身上流动着蒙古族的血脉，与生俱来，倍感亲切。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自己聘请。我请邵先生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我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我研究蒙元史走治学道路的决心。

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南方都市报：姚从吾先生上课的风度如何？

方龄贵：姚先生早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部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3年，师从汉学家佛朗克教授及蒙古史专家海涅士教授，治匈奴史、蒙古史。他曾在柏林大学任讲师，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主讲蒙古史、匈奴史，名声大振。姚先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开设过宋史、辽金元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等课。历史系原有中西交通史一课，由向达先生主讲，并不属姚先生分内之事。1943年初，向先生应邀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任历史考古组长，即将成行，中西交通史是全学年的课，上学期的课已结束，下学期的课无人来接，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排课时十分为难。姚先生为顾全大局，毅然不计中途接课的困难，挺身而出，把课接了下来。姚先生开设中西交通史乃是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一时传为佳话。

南方都市报：邵循正先生上课又是什么样的？

方龄贵：邵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后考入清华研究院，改攻中国近代史、蒙古史。后留学法国，师从东方学大师伯希和治蒙古史及波斯文，成绩优异。当时伯希和开设《史记》一课，邵先生前往旁听，刚走进教室，伯希和见了，立即离开讲坛迎上挡驾，对邵先生说：此课是给法国学生开的，你不必听了。邵先生后来又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蒙古史一年多。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元史、蒙古史、波斯文。

邵先生精通法、英、德、俄、日、波斯文及突厥语文，充分掌握中外蒙元史有关史料，特别精于语言对音之学。

邵先生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的是《元遗山与耶律楚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吸引了很多人来听，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我做了笔录的准备，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等了半天，电还不来，邵先生就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依旧讲得有声有色，于是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临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

记得邵先生在讲演中引述了《黑鞑事略》徐霆疏所著录蒙古早期差发之重，连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做差发，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胡丞相就是主治汉民的普上断事官失吉忽都忽，“捺杀因”蒙古语的意思是“很好”。讲演一结束，主持讲演会的罗常培先生站起来说：“感谢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演，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听。我一向不会作诗，今天有诗人吴雨僧先生(吴宓字雨僧)在座，更不敢班门弄斧。我现在只想套用邵先生所引的《黑鞑事略》那四句诗略抒我的情怀。”罗先生套改的四句诗，头两句是“教学行中不纳银，生徒繁众且安贫”，第三句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第四句却记得是“笳吹弦诵捺杀因”。话音刚落，又爆发出震动屋瓦的掌声。

南方都市报：姚从吾和邵循正两位导师在教学上如何分工指导你？

方龄贵：姚、邵两师均是蒙元史大家，各有千秋，相得益彰。两位先生在如何培养我的问题上是有明确分工的。

姚先生教我习读汉文史料，不但把案头经常使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我，要我认真点读，还把叶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儿史记》持久借我披览，指点我如何正确对待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运用。要我凡有述作，必须尽量用原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万不得已引用转手史料时，必须注明出处，切忌直接称引。姚先生还规定我每星期三下午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呈交读书笔记和对《元史》的圈点，见我偶有失误，立即检出指正。

姚先生对学生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研究生的津贴根本不够用，姚先生知道我举目无亲，除同意我在中学兼课外，还设法让我在他所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帮助翻译一点日文资料，取得若干报酬。此外还在西南联大师范文史地专修科为我谋到一个半时教员的位置，通过讲课，一方面进行教学实践，同时也增加一点收入。

邵先生则为研究生专门开设了“蒙古史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两课。当时听讲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清华的研究生，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在蒙古史研究课上，邵先生主要是讲《元朝秘史》、《至元译语》、《华夷译语》，还教过我波斯文。关于《元朝秘史》，主要从汉字标音蒙语、旁译、总译等方面加以论证，并以《元史》、《圣武亲征录》互校对勘。认为《秘史》总译脱漏之处不少，于是动手撰写对《秘史》总译的补正。

南方都市报：你的研究生论文如何完成？

方龄贵：我的研究生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是姚先生创意，与邵先生共同商定，在两位业师指导下完成的。

1945年，邵先生赴欧洲讲学，指导的重任落在姚先生一个人身上。姚先生认为，通常把大都(今北京)作为元朝惟一首都，并不很妥当。元朝诸帝自世祖忽必烈以下，一般阴历二三月间赴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携同后妃百官前往，照常处理政事，住上半年光景，到八九月间返回大都，成为一代定制。这绝非为了所谓“清暑”，实际意味着有元一代实行的乃是两都并立的制度。我遵循姚先生的思路，搜集大量史料，综合分析，证明姚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情况是：大都便于对内地的统治，上都则着重对蒙古故地的照管，不妨说有点二元帝国的意思。

1946年5月，由姚先生主持，聘请雷海宗、徐炳昶、毛子水、向达、唐兰、吴晗几位先生组成答辩委员会，通过论文答辩，我获得硕士学位。

一生情系西南联大

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战胜利，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庭原因留在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长，1987年退休。

数十年间，方龄贵致力于蒙元史研究，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通制条格校注》、《元史丛考》等专著。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你为什么不随复员北返？

方龄贵：我在毕业前结婚了，我太太就是云南人。昆明当时有一个作家叫刘澍德，他是我太太的老师，他介绍我们认识的。1943年认识，1945年结婚，我的老师姚从吾先生是主婚人。所以我就留在昆明，没有回到北方了。

南方都市报：当初留在昆明时的工作怎么样？

方龄贵：我留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做讲师，是姚从吾先生介绍给云大历史系系主任徐嘉瑞的。我在云大当讲师的时候，昆明师范(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蔡维藩也是我的老师，他再三托人跟我讲，让我回到昆师，所以我到云大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在昆师兼课，代替姜亮夫讲中国通史。到了1947年，他就完全把我拉到昆师，后来做了教授、校图书馆的馆长。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方龄贵：刚开始生活还可以，后来物价飞涨，我们一个月能够拿到一亿元，去领工资的时候一大堆，但是买东西的时候不值钱，后来到市场上换硬币，一亿元有时只能换到几块钱，连买一双鞋都不够。所以后来大家把纸钱当废纸，用来糊墙，到茅厕当草纸。(笑)没有办法了，就到中学去兼课，中学发的是“半开”，勉强可以维持生活，我在昆明教了十来所中学，这些中学后来出了许多人才。日子一直熬到解放，发人民币，问题才得到解决。

南方都市报：姚从吾先生去台湾之后，你和他还联系吗？

方龄贵：姚从吾先生去台湾以后，解放以前还来信叫我给他买书，解放以后就没有联系了。

南方都市报：邵循正先生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联系还多吗？

方龄贵：邵循正先生几次通过北京大学、中华书局调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文革”期间，管人事的人告诉我，北京大学几次来信调我，但是当时的党委书记不同意，他的话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放我一个人，可能有更多的人要调走，就没有放。本来邵先生约我去北京，是帮他校订《元朝秘史》，后来因为调我没调成，这部书他也没有搞成，我一直觉得很遗憾。但是后来我觉得没有调成去北京，也好，因为对昆明我还是很有感情的。

南方都市报：“文革”当中你的处境如何？

方龄贵：在“文革”当中，我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一个是我的出身比较好，是农民，当时是惟成分论。另外，我除了教书，没有跟官场和市场发生关系。“文革”当中我还兼着图书馆馆长，给我加了一些罪名，说我是宣传“封、资、修”。“封”是封建，因为学历史的，古书就买得比较多，最可笑的一条是说我“三千块钱买了一部书”。批判我的时候，工宣队大吃一惊，其实三千块钱买一部什么书呢？是四部丛刊，有几千本，现在三十万都买不到。我还买外文的书，说是我宣传资本主义，买俄文的书，说是我宣传修正主义。(大笑)后来一落实，都不成罪名。三千块钱买了几千本书，还有当时买的外文书、俄文书，现在都成了图书馆的珍藏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蒙元史的研究上有什么心得？

方龄贵：首先，基本功要扎实，就是说要熟练掌握基本史料。治蒙元史，最基本的史料自然是《元史》。此外，元人文集、诗集、笔记也都有关蒙元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碑刻也有重要史料。其次，眼界要宽。这有两层意思：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封建王朝，元史属于中国史的断代史，所以治蒙元史，不但要懂元史，而且对上下关联的《宋史》、《辽史》、《金史》、《明史》也不可略而不读。再者，蒙元史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蒙古人最强大的时候，曾征服或统治过亚洲和东欧的广大地区，治蒙元史不但要通晓中国通史，还要懂得世界史，并掌握这方面的史料。治学也要严谨。凡所著述，免不了旁征博引。首先一条，必须尽量用原手材料即第一手材料，偶有必要不得不引用转手材料，必须注明出处。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原因何在？

方龄贵：西南联大所以培养这么多人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大的常委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很多老师像历史系的陈寅恪、向达、钱穆、姚从吾、邵循正等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另外，学生的来源，大部分来自沦陷区，都是有爱国主义思想，不愿意在日本统治下学习，来到后方。云南的同学也有机会考取，这些同学在中学里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或者有家学。

再有，联大的政治空气比较好，民主科学、兼容并包，联大的老师里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像吴晗、闻一多。这样，联大在学生运动里就走在前面。还有，联大受到地方上的支持，龙云是个地方军阀，但当年他对联大在地方上的支持是不容否认的。龙云跟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所以他多少也有容许民主的思想，学生运动在云南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