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在北京大学燕园，黄昏时分人们经常会看到，有两位老人绕着未名湖漫步同行，他们已经这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两位老人就是开创了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乐黛云先生和她的丈夫、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两年前，汤先生曾经接受过我们《大家》栏目的采访。今天乐先生也走进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听到的似乎是同一段历史、同一段生活，但是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

解说：每天傍晚，乐黛云和丈夫哲学家汤一介都这样并肩漫步在未名湖边，与众多仰慕他们却对他们并不熟知的学生擦肩而过。作为北大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乐黛云对于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不可磨灭的擎旗之功。

 

乐黛云出身在贵州富有的书香门第，父亲是教授外文的老师。家中的书海和良好的家庭氛围塑造了乐黛云乐观开朗活泼的个性。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正是全国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18岁的乐黛云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一路高唱革命歌曲，从贵州千里迢迢奔赴北京。

访谈：

乐黛云：那个时候正好是48年嘛？北京已经开始围城了，那时我考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有南京的中央大学、什么中央政治大学，好几个。我父亲就不让我到北京来，说北京兵荒马乱的，才刚刚18岁。我父亲就当时对时局的估计，他认为一定是南北分治，长江为界。所以在南京的话，回家都很方便，到了北京，就不知道是怎么天地了。他就觉得很担心。可是我呢，我就下定决心，不要去南京，我不要去中央大学，特别是中央政治大学，这些，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贵阳的文化是很繁荣的时候，比过去要好得多。

主持人：大后方吗？

乐黛云：大后方，很多人从香港、桂林这样的文化中心到贵阳去，所以那个时候贵阳的文化很发达。我们接触的人都是比较进步的，比如说谈到这个对延安的看法，偷偷的底下都有传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非常向往，就觉得应该去一个革命的地方。结果我走的时候，我父亲以为我是去南京。等我在这边安定好了，他才知道的。

解说：当时的北大还位于今天的五四大街，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外国文学的乐黛云，最初报考的是这里的外语系，但因为入学考试的一篇作文被沈从文先生看中，她被留在了中文系。冥冥之中，命运似乎已经注定日后她将会搭起跨文化之桥。与此同时的1948年底，北京城内的革命热情已经喷薄而出，为革命奔赴北大的乐黛云激情澎湃，她参加了北大共产党的一个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并兴奋地像一个地下党员一样接受了三个任务。

访谈：

乐黛云：给我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校对解放区出的书，那本书叫做《大江流日夜》，可那个时候校对也不敢拿到校舍里去，什么人都有啊。晚上10多钟，把稿子拿到一个地方，稿子也不是当面交的，也不知道谁交的，搁在一个垃圾桶的上面，就把它拿过来。

主持人：就是完全是地下工作的那种？

乐黛云：那当然了，国民党特务什么的，那时还是很多的。然后拿过来以后，我们就在月亮底下拿着手电，两个人嘛，拿着手电一个人念，一个人校对。那个时候，简直听得热血澎湃，因为都是讲解放区的生活，就是这个老百姓，这个血在流，可是在解放区，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天地。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地，就非常激动不已了。

主持人：非常地热血的时候？

乐黛云：那个时候真是让我去干什么都可以。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这样一个很隐蔽、很地下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很危险的？

乐黛云：危险，真的没有想到危险。那个时候我们还接受的任务，还有就是到东交民巷那一带，就是划归我们四院地下党管的，那个地方我们去调查：哪些地方是一定要保证不要有炮击的，就是不能打炮弹的，这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古迹，有些什么文物保护的地方，这些要划一个图。

主持人：那个时候，解放军……

乐黛云：那个时候已经围城了嘛。

主持人：已经围城了，就是为了解放北京做准备？

乐黛云：做准备。那也就是已经12月了嘛。

主持人：那个时候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乐黛云：那个时候就是马上就要解放了，高兴得不得了。我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到沈从文先生家，动员他不要走，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市场。那个时候一个大广场，那么动员很多教授，就坐那个飞机就走了，三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很紧张地跑到那个沈从文先生家里去，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

乐黛云：那个时候是19岁嘛。

主持人：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19岁的学生教育自己的教授，说您要看清形势。

乐：我记得跟他讲，我们可以保证解放以后不会受到什么迫害，这一类的不会再算旧账什么这些事情。他笑笑，我觉得他一个，你们这些小孩，那么大言不惭，你可以保证什么。

主持人：那段可以说是一段，充满了激情的，热血沸腾的。

乐黛云：对，什么都不考虑的，什么都不想。

解说：1949年1月29日，乐黛云在北京城内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北大校园是她活跃的舞台，第二年，乐黛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被派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回国后到处作报告、讲演，正可谓意气风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乐黛云与汤一介相识。

汤一介（同期）：我们都做团的工作，她是当时叫做群众文化部的部长，群众文化部管什么，就是管各种社团。她能够把各种社团的情绪都鼓动起来，我们就在那个楼上看她组织，她就能把全场的人全鼓动起来。就是她这种热情的精神吧，在她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大家都承认的。这些方面我都是很欣赏她的，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

解说：汤一介同样出生书香世家，父亲一代国学大家汤用彤先生，是北大历史上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也曾一度担任北大副校长。乐黛云毕业的那年，和汤一介结婚，面对汤家这样一个大家庭，乐黛云想到的却是要用革命热情去划清界限，她甚至在婚礼上面对众多来宾语惊四座。

乐黛云：婚礼就是在汤一介家里的四合院的院子里，也没有吃饭，就是大家吃一点糖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党委的很多人，共青团委的人都在那，那当时就让我发表感想嘛，然后我就主要是讲，我进入这个家庭我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说，父母都很慈祥，对都很好，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警惕，不要在安乐窝里面，把这个目前的阶级斗争，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忘掉了。那个时候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很高潮的时候，就是改造思想这些东西，那个时候。

主持人：那个时候，汤老，汤用彤先生……

乐黛云：他没有说什么，他那个人一向是很慈祥，很不说话，经常也是笑的那样子。

主持人：那您先生跟您？

乐黛云：他也没说什么话，好像。所以现在我觉得最后悔的不是自己说的这个话，最觉得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就是第二天按照过去的风俗，就是他请了两桌客，就是宣布这个长子，因为是长子结婚了嘛。现在看起来，完全是应该这样的，那么我就作为我划清思想、阶级界限头一步，就是我不去。请了两桌客人，后来老汤也没去，父母出席，请大家跟大家宣布什么什么的，后来我觉得这个实在伤老人的心，他们没有说什么，他们从来不说什么，可是我做得这件事做得很不对。

主持人：但是现在想想，这个家庭真的对您是很包容了。

乐黛云：很包容了，的确是这样的。

解说：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的这一年，乐黛云也留校成为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她选择了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喜欢这门风云变幻的学科，喜欢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曹禺。她自以为学术生涯从此将走上了正轨，然而仅仅五年后，她就不能再平静地坐到书桌前。1957年，乐黛云被打成了右派。多年后，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评价乐黛云：“她（乐黛云）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而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乐黛云：其实，我为什么会划成右派的呢？其实还是一股热情，那个时候我就留在中文系，当青年教师嘛，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么多青年教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发表文章，那个学报门槛是非常高的，谁也发表不了文章。我说：我们自己办一个刊物吧，结果办一个叫同仁刊物。就是说：其实只有八个人吗？我们在一起，我们来办刊物，我们就募捐，募完捐以后，我们自己来成立这么一个刊物。可是当时反右，我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主持人：您出这个同仁刊物之前，当时您的导师是王瑶，他提醒过你？

乐黛云：对，他提醒过我，因为我去找他捐钱嘛，我说我们出了个刊物你捐点钱吗？他说你不要。那个时候很早嘛，那个时候是57年的五月份，反右还没有完全开始，反右是六月份才铺开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很危险，你赶快停止！

主持人：那当时您没有听？

乐黛云：当时就听了，我们就不做了，就停下来，所以这个刊物就没有出来。

主持人：没有出来这个刊物？

乐黛云：没有，讨论过两次，应该怎么出这个刊物？

主持人：啊，是没有出来这个刊物？

乐黛云：完全没有出来。

主持人：但是还是被打成右派了？

乐黛云：对啊，我作为领头的，是极右派，当时是，现在是讲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全没有。一个月16块钱的生活费吗？就没有了，好像那个时候，我糊里糊涂的，我觉得当了右派也没有关系，因为总会搞清楚的。我就觉得我划成右派的那天晚上，我还照样睡大觉，可是我老伴他一夜没睡着。

汤一介（同期）：我是非常担心这些事情会出现不好的结果，她总想，尽管这样，反正最后总会解决的，不可以是这种样子。所以她还是比较能看得开，我不大看得开。

解说：然而形势不容乐黛云乐观，很快她接到通知，必须立刻下乡接受劳动改造。

乐黛云：我孩子刚刚满月不久，正在给孩子吃奶的时候，就让我下乡。后来那个时候，老汤的父亲嘛，他是副校长，后来他就去找当时的校长，他还问：能不能延期一点去？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事情，他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他那个人很洁身自好，特别突出。后来他还是去了，因为这个孙子是他第一个孙子，就老汤最大的一个，属于嫡长孙嘛，他也特别爱这个孩子，他就勉强这样了。后来到了满八个月的时候，一天也没停，就马上下乡，那个时候，他也在搞四清，在农村，

主持人：他回来的时候，没有见着您？

乐黛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说我第二天走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今天就满期了，就得走。当天就得走了，所以他的印象很深，就是回来看到孩子一个人。

主持人：汤先生给我回忆过这一段，我发现您两位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

乐黛云：不太一样。

主持人：您觉得当时没有什么，没想什么，觉得一般都是暂时的，然后好像我对什么的接受都是正常的。但是当时汤老，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他饱含深情地谈这个，到现在我印象很深，他说：回家以后，看到一个孩子孤零零地躺在那，说妈妈不在。他说：我抱起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眼泪就下来了。

乐黛云：这是真的，他是一个比较感情上，是一个可以说比较我来说，是比较脆弱一些。

解说：自从结婚之后，乐黛云和汤一介每年都拍一张两人的合影作为纪念。1958年夏天，在拍完他们的第七张合影之后不久，27岁的乐黛云只身一人离开了燕园，人生如未名湖中的浮萍一样，一下子没有了方向。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远离了讲台，远离了她热爱的现代文学。

乐黛云：那个时候，就后来最后一年是做什么，我是放猪。没有粮食了，那个猪还不能让它死，让他们活着，所以把它们赶到山里，让它们吃剩下的白薯，还有地下的粮食，捡的东西吃，我就放了这么几头猪在山上到处跑。所以我觉得我在这种比较沉重时刻的话，有时候，中国文学对我帮助很大。因为那个时候就想着经常想到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穷我还要独善其身，我还要做一个好人，这一点，自己很相信。然后这些诗啊，陶渊明的诗啊，李白的诗啊什么的，都经常想起来，

主持人：很自然就会从心里冒出来？

乐黛云：对，很自然，觉得欣赏这个田园风光也很不错，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是特别的好像一天那么痛苦难熬，不是那样的，但是说完全没有也不是。可是不是那么占据我生活大部分，当时我还拿了一本英语字典，在那个没有别的书，拿了很小的，不知道你看见过没有，过去出的，解放以前出的，厚厚的，揣在兜里，念念英文。

主持人：放猪的时候，看看念念英文？

乐黛云：有时候还引吭高歌一曲，因为没有人听见嘛，就自己唱一段歌，娱乐好像也挺好，好像我这个人始终是改不了这种性格上的问题。

主持人：好像在您这没有什么发愁的事？

乐黛云：对，即便是现在，我也没有愁得不了的事情，任何时候都那样。

解说：乐黛云尽全力去劳动，竟然在繁重的劳动中感觉到一种新的焕发。她甚至想，也许今后就做一个体力工作者也挺好。由于乐黛云拒绝认罪，右派的帽子迟迟不能摘掉。尽管她非常想念刚满周岁的小儿子，但也不准请假回家探视。当时汤一介每星期给乐黛云写一封信，信封上始终称呼她为乐黛云同志。

主持人：当是您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是乐黛云同志？

乐黛云：我当然意识到了，因为这就证明他不认为我是一个右派，始终不认为我是一个右派，因为右派就不能是同志了，当然那只能是敌人了，那时的看法都是这样的。

主持人：当时他为了写了一个“同志”，在系里他也受了一些批评？

乐黛云：给了他一个警告：划不清界限。

主持人：我觉得他每次称呼你同志的时候，好像是他在给你打一把伞，

乐黛云：是啊。

主持人：就在这样一把伞底下，您才能够有这种真正很放松。

乐黛云：这个您说的非常对，真的是这样。一个他信任你，认为你不是右派，这是第一条。另外你就感觉，有一个人在呵护你，在任何时候是对你关心的，而且对你相信的。当时反右的时候，甚至文化大革命，北大自杀有六十多个人，已经六十多个教师，那就因为后方失火是最可怕的。

主持人：他完全地孤独了，完全地孤立了。

乐黛云：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解说：1962年底，乐黛云终于从北京郊区回到了北大，回到了未名湖畔。但是身为一名没有摘帽的右派，她被禁止走上讲台，以免向学生放毒，给她安排的职位是做一名资料员，为中文系的教师收集资料、注释古诗。乐黛云说自己又是因祸得福，利用这个机会她正好恶补古汉语功底。文革开始后，曾经为自己撑起一把保护伞的丈夫被打成了走资派黑帮，此时乐黛云又成为了汤一介的精神支柱。

汤一介（同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挨批判了，白天都劳动 ，晚上关在一个小楼里头写检讨什么的，一写就写到十一二点钟，才放我回家。在哲学楼，乐黛云她就坐在楼的门口的石头上等我，一等就等到十二点种，因为她当时是怕突然把我们带走了，不知道下落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当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她对我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她才会做到这一点，那我对她也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我才能做到她划为右派，我就不认为她是右派，还是同志，是不是？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有基本的信任，才能在一起生活。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