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进的办公室位于考古文博小楼的二层，满架图书和渗透几缕阳光的暗金色天花板，令室内环境分外幽静典雅。生于新疆的徐天进老师留着富有个性的络腮胡子，衬托出一身的艺术家气质，深邃的双目里满含着思考的睿智。近日，这位北大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考古文博教授接受了新闻网记者的采访。寥寥数语间，记者不禁想起了学生们对他的评价：“徐老师有‘君子之风’。”

考古是文化之根

在徐天进眼中，考古是寻找记忆的，恢复记忆的。他打了一个比方：每个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一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最终成为一个人的记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很重要，中华民族就有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一万年的记忆。

徐天进认为，历史的记忆在每一个个体中不一定是自觉的，现在不了解历史的人太多，但他们生活得也还好。应该说，个体的失忆只会影响周围的人。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一个民族的失忆是很恐怖的事，因此徐天进强调，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要有记忆，否则很危险。

面对当下年青一代的集体失忆，徐天进难掩忧虑。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社会分外浮躁，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人们的价值观缺失，“如果是有智慧的长者绝不会如此”。这种浮躁的社会风气与民族记忆的遗忘关系密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地流失，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缺失之后，“唯利是图，为金钱是沾”的外来观念纷纷涌入，不少人抵挡不住，导致道德防线被一再冲破。

“是时候回头看看，将我们的传统继承、发扬光大了。”面对这种社会现象，徐天进郑重发出了他的呼吁。在保留民族记忆上，考古有其重要的价值，徐天进认为应该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考古这东西，它确实不能吃不能喝，”徐天进说道，“但它是一个文化之根。”

多方面推进公众考古

2006年，北大考古文博正式提出申请成立公众考古艺术中心。徐天进指出，这个机构的成立旨在让公众了解考古学科，树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谈到文化遗产保护，徐天进显得有些面色凝重，他认为目前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建设的展开，现代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难以达到平衡；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艺术品市场开放，大量盗掘坟墓现象触目惊心。

要让公众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徐天进认为需要专业的考古学家进行说明、引导”，要让公众在认识文物“值钱”之外，更加能认识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更本质的价值，从而形成全民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徐天进看来，公众考古要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特征加以推进。

针对中学师生，北大考古文博开办了中学生“考古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这一项目开展的第五年。徐天进向记者介绍道，目前“考古夏令营”的规模在逐渐扩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学生们通过参加夏令营，亲历考古现场，了解整个考古发掘的过程，并且目睹了正在遭受破坏的遗址现场。这样的方式既让中学生在高中阶段对考古就有“切身体会”，同时又树立起保护遗产的“自觉意识”，并以他们的经历影响到他们的家长与同学。

不少中学在参加夏令营之后纷纷成立“考古爱好者协会”，考古成为一部分中学生的课余爱好。同时，中学老师还将夏令营中的一些遗址照片、相关材料充实到历史教学之中。北大考古文博的老师也亲自到北京一部分高中作报告。“在这方面，我们还在进一步扩展，希望能通过网络组织一些活动，把面铺开。”徐天进还介绍说，这一行动的初衷是要从中学生开始“唤醒大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

徐天进同时强调“在遗址发掘过程中，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也很重要”。在周公庙遗址发掘时，当地居民不明白考古队在“挖什么”，徐天进让学生们制作展板到县城、进行展览，向当地居民宣传考古发掘价值的意义。这么一来，当地居民不但理解发掘活动，而且还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我们这一个不起眼的北方小村庄，几千年前也很辉煌，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而在城市，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把讲座开到了社区里，专门针对社区居民讲考古故事。

当然，公众考古领域涉及面非常广泛。徐天进认为，考古工作者还需要“帮助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提供一些咨询意见”，通过一些详细的调查报告，如市场调查、遗产保护状况调查、遗产所在地居民对遗产保护的态度调查等，促进相应的政策法规得到落实。

“一个机构比较有限”，对于北大公众考古工作，徐天进清醒地意识到个体力量的微弱。令人欣喜的是，陕西、山西、四川等单位也成立专门的公众考古部，公众考古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考古人有责任与义务把研究成果反馈给社会，”徐天进指出，“研究是根本”，但考古人更需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胸怀”，让社会共享人类的精神财富。

“周原是考古者的天堂”

徐天进对周原的感情很特别，他曾经说过，那里是他除北京之外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 对他来说，周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有着无穷的秘密等待着他去揭开，正如他所言，“周原是考古者的天堂”。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之地，它是我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有出土文物的遗址，从西汉到现在一直有文物在出土，也是目前全国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周原遗址的考古价值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引起过考古学家的关注。1976年，周原地区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考古大发掘”，第一次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与大量的西周甲骨文，这对整个西周历史与考古认识带来巨大的变化。

由于各种原因，周原的发掘与研究一度中断，直到1999年，由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再次走进周原，展开周原地区的考古工作。徐天进回忆道，当时重新发掘周原，出发点有两个，一是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西周早期都城的规模与布局”，二是当地农民砖瓦窑、盖房子，对遗址的破坏较为严重，要“防止遗址被进一步破坏”。通过99年、01年、03年三个年度的发掘，基本解决了遗址的年代问题，对遗址布局也有更深入的认识。

徐天进在考古界提出了“大周原”的观点。他指出，要“研究一个区。域遗址的性质也要了解其周边的状况”。这种“点”、“面”结合的田野考古方法后来运用到好几座遗址的调查之中，如蒋家庙等，汉唐帝陵的研究也深受此启发。

“考古突破生命的极限”

几天前，徐天进阅读一篇散文，读到“历史可以突破生命的极限”颇有感触。他认为，其实考古也可“突破生命的极限”。他以自己为例，刚开始，他接触考古“纯粹好奇”，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也确实觉得“好玩”，因为“每天都有新发现，都有惊喜”。后来真正“悟到”考古的真谛，也在与考古对生命极限的突破。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人生精彩也是有限的。“但考古不是，”徐天进兴奋地讲道，“考古挖下去，挖下去可以看到一万年前的事情。”

考古可以让人经历一万年的过程，而这种经历不一定只在博物馆内。“我们可能就站在仰韶的房子里，站在西周时代的宫殿上头，或者在汉代的墓葬里面。”徐天进兴致盎然地描绘着。考古可以使人们“经历那个时间段的空间，以及那个时间里的制作的东西、使用的东西”。

在徐天进看来，考古令人“处世不惊”。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有这样长时段的体验，可以回溯整个一万年的记忆，感受人类一点一点进步的过程，“这是考古才能带来这样的经历”。从这个角度看，徐天进认为，历史对生命极限的突破还只局限于平面的“书本”，而考古是“实实在在”的，在考古现场“不断往下挖又是另一个年代”，这让徐天进感觉很“梦幻”，这是考古自然而然地吸引人之处。

或许是出于这种对考古的热爱，谈及当年的塌方事件，徐天进看起来很淡然。“埋了二十几分钟”，徐天进回忆道，后来是同学们把他挖出来，“同学是我的救命恩人”。徐天进把这次塌方被埋获救当作一次“重生”：“从1988年到现在二十多年，这些时光是多余出来的。”他笑着说道。

徐天进对学生最大的希望，还是“珍惜学业”、“喜欢这个学科”。他说，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太多，而考古“吃苦受累不挣钱”，他真诚地说道，“想发财的别学，想当官的别学，对学问有兴趣的，考古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如果把考古看作毕生追求，那么在他看来，“考古的人很精彩”。

附徐天进简介：

徐天进，祖籍浙江永康，1958年4月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师从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教授攻读商周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毕业。历任北京大学考古系助教、讲师、考古文博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商周考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参与并主持过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陕西周原、周公庙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参与并承担科技部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的研究。

编辑：焱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