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其色的帆布帽，随意的休闲装，靠在椅背上看报纸的赵老师好像是一个刚刚钓鱼回来的邻家大伯。可是书桌上、书桌旁成堆的考古学书籍以及那厚厚镜片上闪烁出的智慧光芒，又使得这位邻家大伯看起来那么不同寻常。这就是赵化成老师，北大考古文博副院长，东周秦汉考古学领域研究专家。

提起自己与考古的缘分，赵化成老师说：“我也是一不小心走到考古道路上来的。”当初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报考大学，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复习的赵老师靠着之前的学习基础在考试中名列前茅。当时有一个前一年考到西北大学的同学向赵老师推荐说：“考古专业不错，还能出去跑跑玩玩。”这让赵老师心动不已。再加上赵老师当时读了很多小说和历史方面的书，对考古非常感兴趣。于是，他在报志愿时一连三个志愿都报了考古。招生组的老师被赵老师的热情感动，专门从外县调来录取名额。1974年9月，赵老师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考古之路。

行走在历史的田野

“在西北大学的三年时间，我一年半都泡在田野里。”1976年，赵化成老师参与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系和西北大学考古系三家单位联合开展的对周原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北大的老先生们开门办学，到周原遗址、西北大学等地讲学，赵化成老师听了几个月课，为北大老师的积淀与谈吐所折服，对北大的憧憬也愈发强烈。也就是在那时，赵老师结识了他后来的导师俞伟超先生。后来，赵老师再次参加了西北大学组织的考古实践，老先生们带着他们边走边讲学，几乎将全国重要的考古遗址都参观了一遍。回忆起当时的经历，赵老师由衷感叹“考古除了读书之外，实践过程很重要。”

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赵老师被分配到陕西省汉中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三年，赵老师跟同事们考察了古蜀道和摩崖石刻，“沿着山里的古栈道，从汉中走到关中。”提到考察中的有趣经历，赵老师讲道，有一次他穿过一个山洞时碰到一条大蛇，当时“吓坏啦，我瞅着它，它瞅着我，过一会它盯不住就先溜走了。”在汉中工作的三年中，赵老师还在农村的工作队工作过一年，“每天帮队长吹哨喊人们上工”。赵老师的插秧水平很高，那时他们第一年试种杂交水稻就取得了大丰收。赵老师讲道，现在带学生实习的辛苦与当年根本没法比，当年每天吃不饱还弯着腰插秧，“现在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

在汉中博物馆工作三年之后，赵老师逐渐觉得地方博物馆不是搞专业，很多事情干不成，于是决定考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赵老师把以前学的知识归纳了一下，结果“稀里糊涂”地就考进北大来了。赵老师硕士四年中，有两年在外面考察。过去对秦的研究都局限在东周阶段，对秦在西周阶段的研究很少，俞伟超先生最早关注秦的来源问题，于是让赵老师来做相关的研究。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赵老师在毛家坪附近的断岩上捡到了几个陶片和几块人骨，根据扎实的陶片功夫他判断出这是秦在周代的遗迹。于是赵老师组织领导考古队分别于82、83年对甘谷毛家坪遗址进行了两度发掘。毛家坪出土的大量陶器为研究秦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

从聆教到执教

从研究生开始，到后来留校当助教、讲师再到教授，赵老师一直在北大。经历了从聆教到执教的身份转换，赵老师对北大考古系的师生情深有感触。

赵老师在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是俞伟超先生。对于俞先生对自己的影响，赵老师说，人生路上都会遇到贵人，总要有人提携你。俞先生研究问题富于历史和哲学的思考，高屋建瓴，是“站在月球上、卫星上看问题”。赵老师正是在研究生阶段才逐渐学会怎么搜材料、看书、提问题、做学问。俞先生“影响了很多人，对年轻人特别提携”，“经常请我们吃饭，不去还不高兴。”赵老师说考古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都特别好，考古实习的时候老师和学生日日夜夜吃住都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这和其他院系比可能是个独特的地方，经常白天干活儿高兴了，晚上一起喝酒喝到烂醉。”赵老师说考古系的学问都是耳濡目染，和老师聊天聊出来的。快毕业时，俞先生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问他们学到了什么，赵老师回答说：“我们学到了您怎么做学问。”

作为考古系的老教授，赵老师说对于学生的培养,老师们更多的是对北大考古优良传统的继承，“北大这一套——注重动手能力、基础知识、创新精神、治学的严谨态度、心无旁骛。”北大“不搞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创新的东西感觉拿不出手，学生老师都难受。”考古系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潜心做学术的精神对学生的影响很深。严谨、扎实、创新的精神从老一辈传承下来，又在今天更加发扬光大。对于学生的培养，现在创新的方面突出表现为全球视野的养成和科学新技术的应用，“视野更开阔，内容更丰富，面儿扩大了一些，但是最基本的传统没有改变。”

“聪明的人干不了考古，不聪明的人也干不了考古。”考古需要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太汲汲于名利的人学不了考古，太驽钝的人当然也学不了考古。“北大学生是干大事的。”“自己设计好自己的路子，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选择视野可能更重要。”但赵老师也说他“最近有点伤心”，很多硕士毕业的学生都转行去做别的行业了。“别的行业赚钱多。这也正常，也可以理解。但毕竟是老师花了很多精力培养的人才，多少还会有点遗憾。”赵老师说现在中国考古学面临一些问题，这不是北大的问题，而是社会思潮的问题。第一线的人员少了、年轻人越来越少、女孩子比男孩子多，这是实际情况，但是这也是很正常的。同学们职业的选择面广了可能意味着很多人毕业后不做考古，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同学们有更大的可能去从事与考古相关的行业。赵老师提到有些成功的校友赚钱赚到一定阶段会觉得没意思，又会返回来继续做考古。考古学面临的困境全世界都存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将来也许会逐渐有所改观。

有人把赵老师比作考古学领域的袁隆平，数年如一日，以农夫的姿态行走在田间地头，汗水滴落，采撷华夏文明最古老的密码。今年是北大考古60周年，提到对下一代的寄语，赵老师微微一笑，简单又真诚地说，希望北大考古越办越好。

编辑：焱悠